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权贵手工业：从区域性到超区域性
#考古# 对古代人群食性的比较研究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各区域文明中，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同社会等级的取食结构差异。即使在都邑型遗址中，非正常死亡人群和高等级墓主人之间也尚未出现显著的食谱差别，这表明当时社会分化并非以日常获取生计资源的能力差异来体现。即，生业经济发展并不是促进社会分化的原因，社会分化是经由对权贵手工业产品的占有和消费，对特殊资源、技术的控制来实现。这就是所谓的“权贵手工业”，或特供手工业。
（一）距今5000-4500年：“区域性”的手工业经济发展：
良渚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等级性消费（图1）。等级差异并不靠同类普通器物数量，而是通过对特定器类和品质的占有来实现；其次，等级差异体现在墓地之间，即社会集团之间，而不仅仅是社群内部。因此，这种对特殊资源、技术的垄断，使得社会分化分层变得断裂而不可逾越，统治阶层因此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但是，良渚文化既不对外扩张，也不通过消费外来文化的产品体现身份和权力，可以说是区域性资源技术体系支撑下权贵手工业经济促进文明起源的典型案例。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相对良渚而言则是规模性消费。比如，石家河遗址肖家屋脊大墓M7，出土有一把钺，同时有29个红陶杯放在葬具内脚下部位，有60多个高领罐在葬仪活动中集中从墓坑一侧有意识放置其中（图2）。又比如，石家河遗址三房湾是一处弃置巨量红陶杯的场所，根据研究估算，废弃的红陶杯可以千万计（图3）。科技检测数据显示，不同位置丢弃的红陶杯可能来自不同批次或不同的生产集团。因此，通过对同类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也可以实现对社会的大规模组织和社会分化。
本阶段尽管可以看到不同区域手工业产品对外的交流，但这种发散式零星的发现只能视为强势的区域社会对周边的影响。从资源和技术的角度，对手工业生产体系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都仍然是区域内的。
（二）距今4500年后：“跨区域”手工业产品的消费模式
很多地方还在继续用自己的资源技术和手工业经济来推动和展示社会分化。比如，海岱地区对后来礼器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陶器手工业（图4）；而磨光黑陶、轮制这些技术层面的特点，并没有超出山东龙山文化区域社会发展的范畴。
但另一方面，从龙山时代开始出现了超区域的手工业产品流动。跨区域高等级产品的流通和手工业资源技术的整合，是龙山到二里头阶段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重要原因和表现。
比如，海岱地区的扁薄带刃玉兵体系（图5），从大汶口晚期兴起，流行并扩散到整个黄河流域。在华西地区玉石资源的开发利用背景下，成为跨区域消费的重要产品，在整个北方与中原地区被不同区域文明以不同的形式消费。
陶寺遗址的中期大墓M22则是一个更好的个例。该墓的随葬品显示了“四方来朝”的景象，在不同的壁龛中，可以看到来自东南西北不同方向其他区域文化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图6）。墓主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不仅通过陶寺文化独有的礼乐形式来表达，也通过获得远距离舶来奢侈品的方式进行展现。不过，陶寺遗址的一些小墓，也出土了各类远距离外来资源组成的复合产品（图7），比如海贝、绿松石镶嵌和铜齿环等，说明很多外来资源技术进入中原地区时并没有被高等级社会集团控制。
（三）距今3800-3500年：从跨区域消费到跨区域生产——促进广域的“一体化”进程
到了二里头文化阶段，此时高等级人群已经开始控制所有的权贵手工业。所有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都在宫城四周（图8）。这里面有绿松石作坊、铸铜作坊、骨器作坊等等。同时，二里头文化的典型手工业产品又往外输出，在马桥遗址、三星堆遗址和甘肃地区都可以看到二里头的产品（图9）。既把所有的资源技术集中起来，做完了以后又再输送出去。这成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一体化的机制。
在此阶段，冶金技术发展和对金属资源的利用是理解二里头之后中华文明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关键内容。具体包括：1、实现广域的资源控制，突破之前早期文明区域性发展的态势；2、形成中国特有的分范铸造技术，使新兴资源技术融入已有的礼器生产消费体系，成为体现社会分化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标志；3、矿冶资源分布特点和利用的阶段性变化，与中国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与变化具有共生关系。
摘自：秦岭：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