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降温的一天，跟朋友在咖啡馆里听一位商人滔滔不绝地讲了5个小时，每件事情都讲得生动，有他独特的观察和感受。他讲得太多、太密了，中间我膀胱憋到要炸了，还饿得啃了两根红薯，心里最大的喊声是，这些要是录成播客该多好啊！多好啊！

有境外灰产的秘闻，有战争对一位小商人的直接发财诱惑，有与国外官员荒诞的打交道经历，很多信息相当私密。中间我不由得想，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呢？后来得知，在他亲人面临最大不公的时候（与他本人的生意丝毫不相干），带我来的这个朋友看到线索，写过一则批评报道，和同时期的其他媒体的监督报道一起，改变了那个冤案的结局。

我心说，怪不得他这么信任，这么放松，语言就像流水一样向外倾泻，这都是此前他们的交情打底，而且他知道今天这些不会被写出去。

五年的人生戏剧压缩在这五小时里，出了咖啡馆再吹寒风，我与此人不知下次何时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