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退休20多年后的罕见公开访谈（二），谈企业经营：
方三文：我再问一个企业具体经营的问题。可能对步步高系来说，它有个非常大的变化是后来做了智能手机，原来做过别的电子产品，做过功能机，后来做了智能手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决策过程，好像最开始你是不赞成的？
段永平：对。
方三文：后来是怎么变成又做的？
段永平：因为他们是CEO，我赞不赞成不影响他们做不做决定。大家也是走投无路了，我们做电话机，一年两年就做到全国第一了。后来觉得这个市场再做下去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前景，然后手机来了，沈炜觉得我们应该做手机。我那时候觉得我们做手机可能做不过松下、索尼、摩托罗拉等。

方三文：这些是功能机时代的事情？
段永平：功能机时代。然后他说，阿段不是的。他最后说服我的，是说手机其实是个性化非常强的东西。我原来是认为它跟家电一样，别人规模比我们大，我们很难打得过别人。我说，如果你认为它是很个性化的东西，那我们就有机会，我们能够做出差异化，我们能够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在有的地方可以做得比别人好。加上我们做企业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我们公司的规矩就是这样，不管我反不反对，CEO做的决定就是他们做的决定，结果也是他们自己来承受的。他不能说阿段反对，所以我没做，我没有责任。我只是作为一个顾问的角色。很多人不太理解，以为我是个老板，其实我在公司早就不是，我甚至当CEO的时候就不太管，都是让他们做决定。所以他们接过去也是很顺，放权是要很长时间的。

方三文：从做功能机到智能机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决定？
段永平：那个不是什么决定，是被逼的，功能机卖不动了，我们差点都死在上面了。虽然我们功能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智能机来得非常的凶猛，就那么一瞬间，把市场基本上占了。我们那时候手里还有好多功能机，所以三十年（庆）的时候，大家也是很感慨，我们渡过去了。我那时候还专门回去过，因为我们存了很多物料，当时的现金消耗得非常快，我记得账面有七、八十个亿的现金，看着往下掉，掉到最后就快到底了，又开始回来了。
因为那时候智能机已经出来，我们出智能机一代两代差不多，就缓过来了。中间有一年的时间，2012年到2013年，我们亏了不少钱。当时我回去就说，如果我们要倒的话，不要倒得太难看，也看过别人倒，倒完了以后就是一地鸡毛。我说这不行，不能让供应商吃亏，也不要让员工吃亏。当然我这么说，我是有一点底气的，因为我投资这一块一直都没有动，就相当于我们的后备役部队一样，一直都没有上，最后也没有上，所以还挺好。反正弟兄们也真的是很争气。

方三文：从功能机往智能机转的过程中，其实比从做电话到做手机要面临过更大的危机？
段永平：因为规模太大，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失误的，就是不够敏感。因为在功能机上做得很好了，我们其实是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但是那一次确实亏得也挺多。以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是规模没有那么大，所以缓过来也挺快。
方三文：没想到它的销量会下滑得这么厉害？
段永平：是的。降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曲线认为它是慢慢降的，其实我们早就在开发智能机，也知道这个趋势，但是功能机还是下了很多单，总觉得有一个过程。没想到它一瞬间就过去了，像现在的AI一样。

方三文：新技术推动新的产品，它的这种普及程度比想象中快？
段永平：你也可以这么说。主要是新的产品确实很好，它一下就把老的产品完全替代了，而且智能机出来以后，你看多少东西被替代：相机没了，像我们做的电子词典、复读机、学习机，基本上都被手机替代了。
方三文：因为智能机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了。我回想起我的一些经历，我看过摩托罗拉一款手机叫6188，其实已经有智能机的雏形；后来有一个诺基亚的E71，它也是智能机的一个雏形？
段永平：它是弱智机，诺基亚做那一款我印象非常深，我拿到了很兴奋，但是发现用起来好弱智。以前我们用诺基亚手机用得很习惯，它把界面全改了。我拿起来不会用，你想我一学工的人，在那折腾半天都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诺基亚最后倒了一点都不意外，我觉得这公司的文化肯定是烂掉了。

方三文：但是我觉得它毕竟在那个地方走出了一步，虽然最后没成功，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也许它那个企业里面也有人对产业、产品的趋势有一些相对正确的判断？
段永平：产品趋势都没有问题，谁都看得见，但是它的文化很重要。
方三文：他们没这个能力？
段永平：他们太注重市场占有率了，太注重生意，不太注重用户，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miss，而且它后来又miss了一次。其实安卓出来的时候，谷歌是去找过他们的，希望诺基亚转安卓，他们不干，他们要守住自己那个东西，终于把自己给守死了，所以这个没办法。

方三文： 至少像摩托罗拉、诺基亚，曾经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企业，他们曾经在管理方面很有经验？
段永平： 管理救不了一家公司，他们在战略上、在文化上出问题了。
方三文：松下还是蛮厉害的一家公司，但是我觉得日本这种大文化，不是特别容易理解。最早我去找过松下，想跟他们合作做手机。我跟陈明永、沈炜两个人去松下，一直从科长、部长，见到了中村社长，他们就问我们的来意，我说我们其实是觉得，当时我们对自己不是说太有信心，对技术、对资金的来源，对后面的会发生什么事，还是有点不太有底的，就觉得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合作，说不定会更有机会。我跟他们讲，以我们的实力，合作的话，我们在中国市场两年做到前三名、三年做到前两名，都是很有可能的。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认为？所以我离开松下我就知道，他们根本就不信任你，松下这方面很官僚，包括我见到社长，社长跟我讲“当我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我就想着松下老人站在我背后会怎么想”，我心想完蛋了，因为松下老人早就不在了。
乔布斯跟蒂姆·库克讲，你当CEO就是你做决策，你不要想我乔布斯会做什么，这就对了。我也是这样跟大家讲，他们是CEO，他们做决策，一定不要想阿段会怎么做，你要那么想，我们早就完了，不会等到今天。所以我觉得，松下的文化确实是出了问题。

方三文：它可能把自己过往的体制、成就，可能看得太重了？
段永平：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关心过发生什么事，我就觉得它那样不对。尤其是一个社长跟我讲，他在做决策的时候想着，老社长站在背后怎么想，我觉得他们背了很重的负担。因为你的眼睛是要看到用户的，他们的眼睛是看倒后镜的。等时间足够长，一定是会出毛病的。

方三文：按你刚才的描述，首先你建立了很好的授权机制，很早的时候就让合作伙伴自己去决策，然后你也很早的退出了，这种经营管理的安排好像在企业家里面并不常见？
段永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常见的企业家。我并不关心别人想干什么，我想打球，别人想打球，他们也可以到处打。最主要的是他们干得比我好，我觉得他们比我的动力要强。我觉得我该干的事我都干过，然后我还有其他享受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待在那个地方？而且我很信任他们，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也不怕他们犯错误。
方三文：但是我看到的很多的企业家，他希望自己一直在一线？
段永平：这跟我没有关系，不在乎他们想什么。

方三文： 一个叫“路边边走”的用户问，他说创始人老板离开公司，他有什么办法判断可以离开了或者条件成熟了？
段永平：他觉得可以离开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但是很难，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难在哪里？难在他不想。他要想的话总是能找到办法。这个其实无可非议，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讨论的，有些人他喜欢做这件事情，我喜欢让弟兄们做，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你不选又想羡慕我的生活，你又想享受你的生活，那做不到啊。有些人是喜欢工作的，我是真不喜欢。

方三文：一方面，我觉得人很敬业，一直在工作，好像是一种好的品质；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否认，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他的能力是会下降的，是不是总的来说，还是得承认人对企业，即使是创始人对企业的贡献，他也是阶段性的？
段永平：我不认为可以这么想。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巴菲特90多岁了，人家做得也挺好，刚刚退休。他为什么退了我不知道，可能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好。我前两年去见他，他带我们参观办公室，是带着我们一堆人走的，走了50多分钟，所以那个时候他身体还不错，最近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他开股东大会其实还OK，他是觉得也许确实该交班了。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他就是喜欢做这件事情，他就一直在做。
你为什么非要因为年龄就退休呢？我不觉得年龄一定是一个障碍，但自己要对自己有个评价，你要自己都啥也记不住了，做个决策也是晕晕乎乎的，当然如果是你自己的公司，你愿意，其实别人也没有可说的东西。其实我在当CEO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多自主权了，所以我交给他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很少在办公室，我要么就去打球，要么就去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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