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奖的最佳女主颁奖之后，有一股声音很大，为什么获胜的宋佳而不是咏梅，为什么获胜的是《好东西》而不是《出走的决心》。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好东西》作为有趣的调皮的年轻的女性主义作品，对于老登们来说，更安全，更保险，相比于愤怒的反抗的更明确的《出走的决心》，支持《好东西》既保留了他们可悲的自尊心，同时又满足了自己装点门面的开明，这个观点我有一半赞同。

在掉书袋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不得不拿出我的亲身经历来举例。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影视行业工作，所有的老板全部都是男性，第一家工作我干了6个月就辞职了，因为老板在我推荐《举重妖精金福珠》这个IP的时候问我：你喜欢这个片子是不是因为你本人是个胖子，特别代入女主，所以喜欢？在这个40+老登的IP推荐会上，他宁可相信另外一个30+中登的推荐，也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垂直用户的推荐。这个40+老登的名言是：20出头的小女孩能懂什么？

对不起，我认为我真的懂，所以在无数次充满冒犯的会议之后我选择了离职。

紧接着是第二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们年纪稍微小点，都是80后，高知读过书，尊重女性观众是他们蛮挂在嘴边的slogan。

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外化确实挺尊重的，从我进公司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起到现在，他们经常邀请我参加剧本会、定剪会、每隔一段时间总是悉心询问我对项目的意见、对市场的看法，我往往在会议上大放厥词、怼制片、怼导演、怼编剧、怼平台，老板总是会笑着对所有人说，你看，我们团队就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惧怕别人骂我，对我提意见。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痴迷于这种“被尊重”的感觉，认为我确实遇到了懂得倾听我意见的男性上位者们，我非常努力的执行我的人设“一个爱怼人的小女孩”，用各种俏皮有趣的话术去表达我的工作观点，把尖锐他们而没有被批评和冒犯当作是我的荣耀。

然而直到我走进30岁，我才发现，其实在这5年的时间里，我的观点从来都只停留在观点，并没有真的成为现实，我对事物的评价与他们的观点一致时才叫判断，而不一致时，倾听我的观点是他们尊重不同声音的证明，即使历史已经无数次印证了我的预判正确率不错，但他们在每一个重要决策的时刻，相信的依旧不会是我。我仅仅是他们能表达民主开明的一件美丽衣裳，每一次会议的出席都是对他们人设的补充和建设。我从来不是决策者和会议的主体，所以我本质上无足轻重，需要我时就把我穿上，不需要我时也可以随手脱下。（在此我要申明，我此刻完全不是吐槽我的老板们，因为他们在影视行业里对比一下真的算得上好登了，他们也有很多优点，人不是非黑即白的）

所以我说，我认同选择《好东西》而不是《出走的决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老登门的一件美丽衣裳。但老登们对《好东西》的认可不该成为批判或者践踏其从成就的一个原因。因为《好东西》的成功或者说这个剧组、邵艺辉的成功，包括她在金鸡后台懒得回应陈思诚“女性题材”的反应，已经远超过了“美丽衣裳”和“俏皮的小女孩的叛逆”。

说实话邵艺辉对我的影响很大，虽然我也吐槽过她的精英主义傲慢，但她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的主体性，不管是文艺创作还是观点表达，我们不需要去考一百分，成为别人评价中正确的优秀的复合社会需求的女性主义，我们只要表达自己就好了。

邵艺辉和《好东西》打破了话语权的客体性，女性题材长久以来都沉浸在反抗与申诉之中，因为女性作为第二性总是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成为主体，所以我们的表达也是作为客体对世界的反馈，《好东西》这样作品的出现为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创作母题：倘若女性不是客体，我们不需要反抗和申诉时我们会想为自己说些什么呢？

事实上，这也是我这一年来思考最多的问题，我厌倦了去证明自己作为美丽衣裳到底有多美丽，多么值得购买，我是一个人，我无需自证自己值得标价，所以今年我也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去做自己认为有趣的东西，和有趣的女性创作者合作，去表达有趣的女性主题题材。

我们不仅要证明自己不是“贤内助”，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不是“男性的助理”，我们是自己人生的经理。

所以，无论宋佳和咏梅任何一个人获得影后，我们都不该去问为什么，因为相比于去揣测谁和老登们关系更好，谁更符合老登们的口味，我们更应该问陈思诚凭什么是最佳导演、《志愿军》、《长安的荔枝》诸如此类的作品真的比《出走的决心》或者其他女性主义作品更好值得入选吗？我们不必为分给我们的这块蛋糕争执，我们该问属于我们的蛋糕在哪？哪里是属于我们的操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