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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将讽刺与议论融合成为一体，即借议论进行讽刺，或以讽刺发为议论这样一种艺术手段，在杜甫的七言绝句中已经出现，到了刘禹锡，在这方面又有所发展，而李商隐则比刘禹锡更加突出。他的一些咏史之作，就曾运用这种手法，借古喻今，对中晚唐时代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奢侈荒淫，进行了一系列尖锐、辛辣的揭露和抨击。这些作品，既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上也非常成功。施补华《岘傭说诗》曾指出，他的这些绝句，具有“以议论驱驾而神韵不乏”的风格特色。这一评价，我们是同意的。《贾生》正是其中名篇之一。

贾生，指贾谊。生，在这里是先生的省称，古人有将先生这样一个敬称拆开，简称为先或生的习惯。贾谊在汉文帝的朝廷中担任官职的时候，还很年轻，业已表现出对政治现实深邃的洞察力和处理具体问题的卓越见解，因此虽是一位洛阳少年，却被尊称为贾生。他对皇帝的许多建议无可避免地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如周勃、灌婴之流，因此被放逐出外。在长沙住了几年之后，他又被召回长安。文帝在宣室（未央宫的正殿）受厘（接受祭过神的祭肉，即接受神的福祐，是一种宗教仪式）之后，接见了他。因为刚祭过神，所以就问贾谊以鬼神的本源，贾谊说得头头是道，到了夜半，文帝前席（古人坐在铺地面的席子上，坐的方式是双膝跪下，以臀部安放在脚跟上。当谈话或听话很入神的时候，两膝不自觉地向前移动，以便靠得更近一些，叫做前席）。谈完以后，文帝说：“我很久没有见到贾先生，自以为懂得比他多了。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这首诗所咏，就是《史记》及《汉书》贾传中所载之事。

此诗的主题显然是借史事以讽刺统治者不知用人。首句从反面说起，写汉文帝求贤的真诚和迫切，连已放逐远方的臣子都要加以访求，召他回朝，似乎这位皇帝真是励精图治、爱才如渴了。次句承上，正写贾谊。一面是文帝求才心切，另一面被召回的逐臣贾谊又确有无与伦比的才情，那么文帝必然虚心询问贾谊，而且其所询问的内容又必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就不消说得了。这两句事实上是欲抑先扬，但在行文上，却很平顺，使读者看不出下面会突然出现一个大转折。第三句是由正面转到反面的过脉。“夜半前席”四字，是用《史记》原文，仍写君臣际遇，谈得投机，听得入神，直到夜半，不觉前席，但在这四字之前，却安上“可怜”（可惜）二字，同时，在“夜半”与“前席”之间，又安上“虚”（空）字，就陡然翻了一个边，化赞赏为慨叹，化歌颂为讽刺了。结句申明“可怜”和“虚”之理，在于不问苍生（人民）而问鬼神，结出正意。古代儒家哲学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诗人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说明他是接受这种进步思想的。这两句主要是说明事实，而以“可怜”二字及“虚”字点出事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未多发议论，但它却给人以意外的辛辣之感，而在这辛辣之中，又还掺和着一点幽默，使人苦笑。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这首诗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它所讽刺的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和不知道如何任用贤才，它所惋惜的许多“才调更无伦”的人，在那个时代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一番事业，都是符合封建社会实际情况的。通过它，读者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时代的统治者可笑的面目和近于麻痹的精神状态。同样，这篇作品也感动了许多不同时代的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因为诗人也正是借题发挥自己这种感情的。就这些情况说，它无疑地是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某种真实情况，因而具有一个作品应当具有的真实性。

但另一方面，此诗所反映的内容却并不完全符合汉代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贾谊少年出仕，很受文帝重视，不次升迁，一年之中，就做到大中大夫。文帝还准备将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他的政治主张，也被文帝所接受，有的并已付诸实行。不过由于他的主张中某些部分触犯了豪强大族的利益，所以受到排挤，贬逐长沙，没有几年，仍由文帝召还。后来再次被排挤出京，不久就死了，只活了三十三岁。但在他死了以后，文帝还是继续采用他的主张，而到武帝时代，他所计划的许多措施就都付之实施了。这位短命的政治家、文学家，个人的遭遇带有悲剧性，然而他对汉帝国的贡献却是显著的，甚至可以说是辉煌的。所以，文帝和贾谊之间关系，并不是像李商隐所写的那样。就以问鬼神之道于宣室这件事而论，文帝刚刚虔诚地进行了祭祀，接着就接见贾谊，而鬼神之事，在古人的世界观中，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所以因此问及，也很自然。在宣室受厘之后问鬼神，绝不排斥在其他的地点时间问苍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写诗不是写历史，为了艺术的需要，甚至不妨对某些史实进行必要的改动或另作解释，这也是文艺学上的常识。所以，即使此诗有与史实不全然相符的一面，也无损于它的价值。
（沈祖棻）

——《唐人七绝诗浅释》（中华书局，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