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在当代外交场合里出现，本来就是极罕见的。改开以后，中国的外交体系一直以西式套装为主流，一方面是现代国家外交礼仪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山装在中国内部也逐渐退回到仪式性、象征性的场合。

所以，当亚洲司司长穿着中山装、手插裤兜，去会见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的时候，必然不是个人喜好。官员的服饰从来不是私人表达，而是机构表达。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是近四十年罕见的。中方通过重量级媒体释放出强烈信号，甚至有外交人员亲自下场发表砍头说。日方也对此反应强烈。

在这种背景下，中山装在中日外交场合的出现，就非常有意思了。

中山装的前身是诘襟制服，这一点许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诘襟制服在 1910 年前后传入中国，从日本学校制服而来，但它在中国的传播路径极其特殊：不是通过教育体系，而是通过革命者。

晚清去日本留学的青年，大量加入同盟会。这批人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剪辫、易服。他们穿的衣服有两种：西装和诘襟制服。诘襟制服被称为“革命服”，因为它既象征摆脱清朝服制，又象征一种新式秩序。后来孙中山团队对其进行改造，才出现了我们今天说的“中山装”。

因此，中山装不是中国传统，而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产物，是革命党人的衣服。它的象征意义不是文化，而是政治。

过去中国在外交场合穿中山装，毛时代哪不用说了，一水的中山装。改开之后，邓一直都穿。但是胡赵江，基本都是以西服为主。中山装的新位置是国家仪式、纪念场合，从来没有出现在谈判桌前。

所以，这一次的场景格外吊诡。更关键的是，会谈对象是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

它既是在对日本人提醒历史，又是在向国内传达态度。

至于手插裤兜，会不会是某种刻意安排？这个不好断言。但站姿本身就是态度语言。#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