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这期介绍一位早年美国文学编辑。我读过他的书“流亡者归来“，80年代美使馆拿到，想来离奇？北京圈子人手一册？我带到美国，多少年我的箱子里都是书，我一心想脱离喧闹，遥远地安静地好好地读好书，所有好书，我走了，遗嘱执行人不懂中文，不在意英文书，当地图书馆在扔书，我遥远带来的所有书进垃圾车…

帖纽约客这篇文章开头：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渴望成名的年轻书评家们常常挤在《新共和》杂志文学编辑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办公室外，希望能得到他的注意。
考利凭借回忆录《流亡者的归来》（Exile’s Return）确立了自己作为“迷惘的一代”研究权威的地位。这部回忆录讲述了他与当时还未成名的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等人在法国共同生活的经历。毫无疑问，考利是美国文坛为数不多的能够引领大众阅读品味的人物之一。他可以帮助苦苦挣扎的作家维持生计，甚至还能提拔他们。他从人群中挑选出的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年轻文坛男女，就这样被纳入了国家品味引领者的行列。

决定国民的阅读喜好，贯穿了考利的整个职业生涯。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发掘者和培育者：杰克·凯鲁亚克、约翰·契弗和肯·凯西等作家都曾受到他的推崇；在他委托为《新共和》杂志撰写评论的众多评论家中，许多人——包括玛丽·麦卡锡、阿尔弗雷德·卡津、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缪丽尔·鲁凯泽——后来都成就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到了中年，考利已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编辑和散文家，一位技艺精湛的当代法国文学翻译家，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创意写作导师。他也是一位精明的行业运作者——他深谙如何利用出版业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博弈，以维护自己想要推广的作品。他最广为人知的英勇事迹或许是他努力重振二战后逐渐被人遗忘的威廉·福克纳的写作生涯，当时他在维京出版社工作，出版了福克纳作品的极具影响力的版本。但他同时也不忘扶持沃尔特·惠特曼、纳撒尼尔·韦斯特、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他的挚友哈特·克莱恩。（考利曾参与编辑的短命杂志《扫帚》曾刊登过克莱恩的作品，以及让·图默、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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