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基因组揭示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早期社会组织模式及史前文化源流
#考古# 末次盛冰期结束以来，位于蒙古高原东南缘的我国坝上草原地区的考古遗存，体现人群生活方式由高流动性狩猎采集向定居化农业生产的重大转变，以及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中期的多种文化复杂互动现象。然而，关于这一地区在东北亚早期人群发展关键阶段的历史地位、与周边区域人群的互动关系、以及早期社会组织模式等问题，长期以来仍缺乏系统性认识。
为回答上述一系列关键问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等，对来自北方草原坝上地区距今8,800-5,000年前的35例古代人骨样本开展高分辨率的系统性核基因组研究。
1.研究重构了距今8,800-7,500年前蒙古高原东南缘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社会结构研究，为理解史前社会结构演化提供了新视角。
兴隆和四台的合葬墓主要由以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组成，没有明确父系或母系遗传特征，在居住模式上也不以父系或母系为主导。这一发现不仅确认了以家庭为核心的早期社会组织模式，还挑战了此前所认为的从母系到父系的线性社会结构演化模型，表明社会组织模式具有多样性。
兴隆遗址的合葬墓中出现了非亲缘关系成员，四台遗址合葬墓的13个个体更是包含了3个不同的家庭以及3个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家庭的个体，这表明在以家庭为核心之外，兴隆和四台社群可能同样开放接纳非血缘的家庭成员，形成家庭—跨家庭的社会组织，以及包含非血缘家庭成员的合作包容的社会结构。
兴隆和四台人群普遍避免近亲和族内婚配，这与傅家、八里岗、北阡等史前遗址相对常见的同族婚配、近亲婚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2.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在距今8,800-7,500年间保持高度遗传连续性，表明这一区域早期文化的更替主要基于本地人群的持续发展。
裕民和四台文化发展出了较早的粟作农业，但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粟作农业人群并无额外遗传联系，提示粟作农业在蒙古高原与黄河中游可能是两条平行而非传播依附的技术创新路径。
蒙古高原东南缘祖源在距今1.4-1.1万年前对贝加尔湖及蒙古高原北部人群均有遗传贡献，与细石叶技术扩散年代一致，表明跨蒙古高原的人群流动推动了这一技术的传播。这一祖源还对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期中期的哈民忙哈文化和红山文化产生了重要遗传贡献，显示蒙古高原东南缘是多支后期文化人群的直接来源地。
距今约5,700年前，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遗传连续性被来自蒙古高原东北部距今约7,000年前人群所打破，并与兴隆遗址同时期的文化变革相吻合，表明考古文化剧变伴随显著人群更替。蒙古高原东南缘距今约5,000年前的郑家沟、雷公山人群在文化与遗传上均与红山文化高度一致，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向西南扩散亦伴随着显著迁徙。
研究揭示我国蒙古高原东南缘不仅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的重要策源地，还是新石器文化的交汇地、北方草原文化的缘起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早期源头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于11月20日在《The Innovation》杂志上线发表。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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