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看了一部有关斯卡拉歌剧院的纪录片。伟大的艺术家们都在La Scala留下过让人惊叹的回响。今年年初去米兰时，买了斯卡拉的门票那天恰逢公演瓦格纳的歌剧“Die Walkure”。 作曲家中最烦瓦格纳的我，还是在La Scala的恢弘中被一次次的激荡。

谁能不被La Scala激荡呢？

上大学时，我们都得进合唱团。教我们Choir的老师是一个英国女人。她有腿疾，走路拄着拐杖倔强蹒跚。 她严而凌厉。分声部时，我被分到Soprano组。那时的声乐系都坐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当然也有长得不赖的Tenor。经常在合唱课上迟到的我，总是悄悄溜进教室混进最后一排巧然坐下，她看见了也会指责。 那时所有Choir的曲目都莫名其妙的难听，所以提不起很大的兴致，声部们尚算和谐，毕竟声乐系的都在撑着大头。 钢琴系作曲系里也有放声大胆的同学。他们都放松且自由。

英国老师蓬松着一把大长发，她钢琴弹得也不错。每次声部单独挑出来唱时，想浑水摸鱼就比较棘手，我们得很注意强弱和整齐性。这也铺垫了我日后点学生一个个出来solo的单检之路。唱不好是不能苟且的，在集体里混是永远没法进步的。到今天，我还偶尔想起APA一楼的大教室，和我那帮青葱岁月并肩而行的同学们。他们都出类拔萃，有的代表香港，有的鹤立澳门。那时徐伟贤还没写“岁月如歌”，还有我们在琴房jam歌的日子。

看完斯卡拉的纪录片，想起全世界有那么多学音乐的人，还在这条路上飞扬着，高亢着。无论巴赫有多几何，无论肖邦有多如歌，无论莫扎特有多顽皮，无论拉威尔有多克己，他们的作品都不朽。

La Scala下次要带父母去，并记录下父亲走进红色大厅的第一个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