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为啥不怕“报应”？
中国历史上，针对宗教，有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
好像三武一宗是一伙的，都针对佛教，但实际在操作层面，却大有不同。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要斩尽杀绝，肉体消灭；北周武帝废佛是完全取缔、禁绝，并佛道皆灭；唐武宗禁佛是基本禁绝，并殃及诸夷教（即基督教、火袄教、摩尼教，是否还有回教有争议）。唯独周世宗这次限佛，最为温和、文明和理性。
那为什么要限佛呢？为什么经过三武“法难”之后，这样一个日趋平和、本土化的宗教，让周世宗寝食不安呢？
这就要从佛教享受的待遇来讲起了。佛教一传进中国，就被当作方外之宾，被免除了一切世俗国民的义务，兵役、劳役和赋税。
而这些，在唐末五代这个大动荡时期，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而言，就更显得弥足珍贵，简直就是唯一的人间净土。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藩镇军阀也很少对和尚和寺院下毒手，反而是礼拜有加。坏事做得够多了，再不积德行善，谁想下辈子沦入畜生道呢？这就使得大量的人口、财富，进一步向寺院集中。
会昌法难过去一百年后，佛教在中国北方已经完全缓过来气力。
后汉的吏部司勋员外郎李钦明是个有心人，在工作之余的几年里，他陆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足迹遍布城镇乡村。竟然，发现每县的寺庙数都不下20余所！
乾祐二年（949年），李钦明针对调研结果，给国家算了一笔账，他说：“整个国内，共有僧尼大约十万众。如果按照每人每天要吃两升米，那么每天他们就要消费二千石粮食。而他们的穿衣铺盖，每年每人需要绢五匹、绵五十两。这样子，一年下来，十万僧尼就要耗费绢匹五十万，绵匹五百万。”
这些人不耕不织，一切都要仰仗别人的布施，完全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换言之，自己没有产出，纯粹只有消耗社会财富。
后周的人口，当时在二百多万户左右， 还要负担十多万军队，和几乎跟这个数字相差无几的官吏、为官府服务机构的人员，这实在是难以承担的重负。另一方面，为了使供养渠道稳定化，寺院就要占有大量农田和房产，甚至还放高利贷。你还不能不还，甚至不敢赖账，不然小心下地狱！
这样，寺庙就与民争利，使得普通百姓很容易失去生活保障。
此外，出家人多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谁来赡养？这又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十多万僧尼，多数都在生殖旺盛期，他们出家禁欲（多数），势必要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在那个年代，人口是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你没有人，如何富国强兵、裕民保境呢？
而且，佛教在这一百多年的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沾染了很多社会习气。甚至成为了逃亡的士兵，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流氓，以及罪犯囚徒的藏身之所。
任何打着宗教旗号，瞎胡搞的，基本没有不出事的，说得更直白的，就是邪教化。
顺便说，还有个不算远的“历史”，我们都见证了——日服第一枪山上彻也，为什么死磕鬼子前首相安倍晋三，搞得某些中国精日分子哭爹叫娘，谁批评它们，它们就骂人家不孝。根本原因就是安倍勾结斜教“统一教”，骗财骗色，精神控制，日本政府高层与之勾结，包庇多年。直到案发，闹大了，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取缔之。
以上种种原因，都促使周世宗决心采取实际而可行的措施，让佛教进入一个朝廷可以控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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