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中国医药业正迈向全球化 Chinese pharma is on the cusp of going global

其快速崛起、低成本的制药企业在海外赚到的利润或将超过本土市场

在美国之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药品研发国，去年中国企业开展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5%（见图表1）。中国也正在成为癌症等关键研究领域的前沿力量。投资者已注意到这一点。今年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股价飙升了110%，涨幅是美国同行的三倍以上。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药物发现长期由西方企业主导，即所谓的“跨国大药企”。这一格局正在改变。这些公司正面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专利悬崖”之一——预计到2030年，将有在未来六年内合计创造超过3000亿美元收入的药物失去专利保护。为弥补缺口，美欧大型药企正全球搜寻潜力分子，而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国。

这一时机颇为尴尬。美国希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两国虽处于暂时缓和的贸易战中，但紧张关系仍存。美国政府已经对中国在原料药方面的垄断感到担忧，且坊间不断传出白宫计划打压中国医药行业的传闻，尽管迄今尚未发生任何行动。然而，在创造下一代药物方面，美国的制药企业及其患者可能将在中国创新上变得更加依赖，而非更加独立。

证据正在累积。今年5月，美国最大药企辉瑞（Pfizer）同意向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三生制药支付12.5亿美元的费用，以获得一款实验性癌症药物在中国以外地区的生产与销售权（若获批）。次月，英国葛兰素史克（GSK）与另一家中国公司恒瑞达成5亿美元交易，获得一款肺部疾病治疗药物的权利，并拥有购买另外11款药物的选择权，总价值或可达120亿美元，具体取决于研发进展。这类交易已不再是例外。今年上半年，跨国药企签署的全球许可协议中，近三分之一与中国公司有关，是2021年份额的四倍（见图表2）。

直到最近，中国制药业还主要以仿制药生产、供应原料药与为西方企业开展试验而闻名。过去十年间，这一行业进行了彻底重塑。审批流程被简化，对关键疾病药物提供优先审评，法规更加与国际标准接轨。中国药监局的员工数量在2015到2018年间增长了四倍，积压的两万份新药申请在两年内清空。临床试验的人体试验审批时间从501天缩短至87天。新药产出量大幅上升：2015年，中国仅批准了11种治疗方案，大多为西方进口药；到202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3种，其中42%为国产研发。

这些改革与吸引“海归”人才的努力相互配合。许多在海外学习或工作过的“海龟”带着建设生物科技企业、与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打交道的经验归国。他们的创业热情又被更便利的融资渠道及在香港上市的制度所激发。

成功迹象陆续出现。2019年11月，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百济神州（后更名为 BeOne Medicines）成为首家获得美国FDA批准癌症药物的本土企业。之后又有更多获批。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去年9月，一家名为科济药业（Akeso Bio）的中国小型生物科技企业研发的肺癌药物在临床试验中表现优于默沙东（Merck）的重磅疗法“Keytruda”（可瑞达）。

红色药丸的崛起

是什么推动了中国制药企业的迅速崛起？第一点是其快速开发“快速跟随者”药物，即基于已有药物在安全性或给药方式上做改进。在此基础上，它们开始研发“同类首创”药物，即具有全新靶点（例如某种与疾病相关的蛋白或基因）或全新作用机制的药物。根据清华大学陈子萌团队去年发表于《自然—药物发现评论》的研究，快速跟随者与同类首创药物如今占行业管线的40%以上。复星医药的王兴利表示，研发快速跟随者药物让行业拥有“研发同类首创药物的勇气”。

第二点在于速度、规模与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行业平均时间的一半内完成从药物发现到人体试验启动的流程。临床试验本身这一通常最耗时的阶段在中国也更快。庞大患者群体让招募更容易，大规模试验中心网络加速了流程。这一模式在抗体偶联药物（ADC）开发中尤其奏效，这类药物在抗癌方面表现极具潜力。一位跨国药企高管说，中国的吸引力在于“有大量公司在尝试，你可以挑选赢家，提高获批概率”。

癌症仍是中企的核心研究方向，但它们正在扩展新领域。减肥药成为新热点。丹麦诺和诺德（Novo Nordisk）旗下的重磅减重治疗药物 Wegovy 和 Ozempic 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明年将在中国专利到期，引发大量仿制药准备潮。然而，本土企业并非只是复制。彭博情报（Bloomberg Intelligence）估计，全球正在研发的约160种新型减肥药物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尽管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但盈利仍然艰难。麦肯锡估计2023年中国处方药销售额约为125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大部分销售仍为仿制药。新药仅占市场的五分之一，预计到2028年可能上升到三分之一。但市场仍高度价格敏感。国家医保覆盖大部分药品支出，集中需求并迫使企业进入激烈竞标。为了进入医保目录，药企往往必须将价格砍半以上，才能覆盖庞大患者群体，否则只能在规模很小的自费市场竞争。

这些因素使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成为巨大诱惑。最常见的进入方式是与西方公司签署许可协议。但一些中国企业希望获得更大的利润分成。一种日益流行的模式是设立“NewCo”公司，即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在美国设立法律上独立的新公司，通常由外国投资者支持，并将有潜力的资产剥离至其中。与美国企业相比，中国生物科技估值极低：上市公司的市值不到美国同行的15%。其许可交易的首付款通常低三分之二，总金额也仅为全球可比交易的一半左右。

NewCo 模式另一优势是可缓解部分海外对中国医药的政治担忧。但其他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数据隐私。由于隐私法规及相关审查流程，分享临床试验的患者数据变得复杂。而美国FDA对只基于中国试验的药物审批采取严格态度。今年6月，FDA暂停了所有将美国人遗传数据出口至中国的新临床试验。2025年4月由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参与的国会委员会报告警告称，中国在药物发现方面的实力，加上人工智能的进步，可能让中国企业很快超越美国。他与其他人担忧药物与生物技术交汇处的安全风险。

当然，也有谨慎的乐观理由。更多竞争通常意味着更多治疗方案、成本更低。对那些长期无法获得前沿药物的患者，中国的崛起有助于缩小差距，尤其在贫困国家更为重要。对中国药企而言，真正的考验不仅是发明有效的新疗法，还在于能否打入海外市场并通过相应的监管壁垒。王兴利表示，多数跨国大药企用了一个世纪才达到今天的规模。按这个标准，他说，中国的制药行业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