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家国同构”框架下，“国”被视为“家”的放大，但这种放大是机械的、等级制的，并未产生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家”之外，只有“官”的世界，没有“公”的世界。在很多情况下，对权威的依附（如巴结官员）比对公共规则的遵守更能带来实际利益。一代代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健康公正的社会大环境，才是小家庭平安的根本保障。

所以说，对道德的轻蔑，本质上是因为中国人对社会关系和等级身份的看重。“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这个概念，如今似乎是文明社会的基准，但在中国式语境里却是负面的。从古至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处世哲学就是“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所以，中国人更强调的是相互依存，而非独立自主。这就使得人们必须建构关系圈子，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类似伯牙子期这种单纯的知音固然是千古佳话，但也仅仅是佳话，大多数人在内心里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显然更认同人的“有用性”，对方的社会地位、职位和关系网，显然比他喜欢读什么书、有什么高雅爱好更重要，一个人的价值，更大程度上在于将来能否“用得上”。所以，“契约社会”一直遥远，“熟人社会”倒是常态。

这一点显然与人口大量流动、社会固有形态被打破、大家族被小家庭取代的现代社会存在巨大冲突。公共领域的扩展要求更多的制度性约束与公民道德，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导致制度与文化之间存在摩擦，公共治理的挑战也因此加大。

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是“个体主义”，它并不意味着自私，而是每个独立个体都被赋予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与尊严，并因此对所有的其他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公共社会负有普遍性的道德责任。而在“差序格局”中，人的本质是“关系”的结点。没有脱离具体关系的、抽象的、平等的人，只有具体的父子、君臣、夫妻等身份。

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割裂，与在家讲权威、出门就下跪的分裂，共同指向了那个以“关系”界定一切，却唯独缺失了独立、平等、普遍的“个体”的文化原点。也正是这一点，制造了蛮荒。

（叶克飞《一代代人走在精神分裂的路上，只因差序格局和权威依附》，来源“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