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前代表提到，去年 8 月 27 日 ADOR 董事会解任她代表理事（CEO）职务时，事前没有任何通知。她在说明自己为何拒绝接受“制作人委任合同”时，情绪激动，落下了眼泪。

闵前代表说：
“那份合同写的是‘只做两个月的制作人合同’，并且还写着‘随时可以由新任 ADOR 社长将你解任’。当时他们在内部对我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了。”

接着她又说：
“大家都来问我：‘再等到第一季度就能拿到更高的期权兑现倍率，为什么不等到 2025 年再离职，非要在 2024 年离开？’
那种 1000 亿韩元（约 7,000 万美元）的金额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实感，我也不需要那些钱。
在 HYBE 那公司，我简直像活在地狱。但我因为 NewJeans 才撑了下来。
我不想向他们屈服。”

闵前代表继续哽咽着说：
“我除了透明、干净地经营公司，对他们说过一些逆耳忠言以外，我到底有什么错？你们有什么权利解雇我？我没有任何被解雇的理由。
如果我是为了钱，只要再忍三个月就好了……”

她随即强调：
“（期权）金额会涨到 3 倍，可是我做不到。我真的撑不住了，只能在精神上太痛苦以至于必须离开。结果他们却对我指指点点说钱的事，实在太冤枉、太令人愤怒了。”

关于自己提出第二次禁制令（禁令）的原因，她说：
“我真的有信心把 NewJeans 打造成世界级的团队，我已经做好了所有规划，也有好的音乐。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如果我离开，NewJeans 的孩子们都会受到伤害……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世宗（律师事务所）也劝我不要提第二次禁令，律师说不能这样做，但我只是想把我能做的一切都做到。”

对于“NewJeans 成员 Hanni 去国会是否是你的指示”的质疑，闵前代表回应：
“HYBE 大概是因为太容易被煤气灯操纵了，才会那么想吧？NewJeans 孩子们非常聪明，不是别人一指示就照做的孩子们。”

她又说：
“我觉得那种怀疑太侮辱人了。我从未强迫过她们。Hanni 独自去国会那件事，我反而觉得非常心疼。那时我还是社内董事，很想陪她一起去。我希望不要把这些孩子当傻瓜。”

当被问到“是否存在把 ADOR 变成空壳、把 NewJeans 抽走的计划”时，她反驳：
“不可能，那从任何角度说都讲不通。”
她还强烈批评 HYBE：
“Tokyo Dome 那不是演唱会，而是以粉丝见面会的形式入场，那是前所未有的成绩、反响也非常巨大。可这样的成绩由子公司社长做到，他们却在十天内突然把我开除，这家公司太不正常了。”

有媒体质疑：在她离开 ADOR 不久后，NewJeans 就通知了与 ADOR 的专属合约解约——是不是她在背后促成的？是否构成“篡改（Tampering）”？为什么她没有反击媒体的报道？

闵前代表回答：
“（那家媒体）就是典型的黄色媒体，它有什么公信力？那家公司以前甚至跟踪我，与 HYBE 之间有太多可疑的勾连迹象。他们连一次事实核查都没有做，就写那种报道。”

她继续说：
“结果还写成什么‘独家’？好像掌握了关于我的了不起的内幕似的。
我为什么要回应这种媒体？
有一种说法叫‘病默禁（병먹금）’，就是不要对那种人做出反应。我根本无法回应。
一旦回应，就会变成奇怪的局面。媒体说‘她没话可说’，那其实是强词夺理。我也想平静地讲话……我吃了清心丸才来的，但真的没办法。对不起。”

她说：
“我其实比起钱，更重视名誉、也更重视我的创意品质。”
她多次强调，在她与 HYBE 的股东协议中，对她来说重要的从来不是“钱”。

根据 HYBE–闵熙珍前代表之间签订的股东间协议，她在行使卖出期权（Put Option）时，可按照 ADOR 前两个年度平均营业利润的 13 倍，再乘以她持有股权的 75%，由 HYBE 支付。

当被问到为何要求将期权倍数从 13 倍调至 30 倍时，她回答：
“你们应该知道我 KakaoTalk 里说过：‘我 13 倍也可以，不用 30 倍。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这个事业。我现在太累了，是 HYBE 越界了，所以才会（要求修改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