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辖区仅5个困境儿童考核却要10个#】#员工绑几十人账号刷政务APP活跃度# 作为华中某省的社区网格员，摸排和帮扶困境儿童是王晓晓的分内之职。但当地困境儿童录入系统的上线，使得这项工作“变了味”。“上级会在系统中下达考核指标，要求要有10个困境儿童，但是我们辖区只有5个。”王晓晓说。为了完成指标，她不得不将一些在辖区内租房的流动儿童也录入系统算作困境儿童。当然，这也增加了她后续走访的工作量。

今年，这一系统被取消了。随着国家整治形式主义力度的加强，近段时间以来，多地开始对利用率低、实用性不强的“僵尸”政务App、小程序等政务信息系统进行“大扫除”。

张剑华是西南某市的基层干部，他回忆，当地政务App开发风潮大概是从2017年开始的，“当时各部门都想有一套独立的垂直管理系统，教育、民生、政法、国土资源，各个部门都不甘落后，技术公司也开始接揽相关业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2年，仅是政务小程序，数量就达到了9.5万个。

张剑华提到，政务App开发潮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作为管理者，数字平台确实有便利性，比如以前某部门发文后需要通知各个乡镇过来领，然后领导再层层审批，签完字后再送回，时间漫长，有了在线政务系统，这些程序可以在一天内完成。但另外一方面，也存在扭曲的政绩观问题，‘别的部门、地区都有了，我也不能落后’。”

李凌是一名从事软件开发的业内人士，曾为多个城市设计过政务App。李凌说，许多政务App沦为“僵尸”应用。“市级搞一个区级搞一个，最后命令统一用市级的，区级花钱做的就被丢掉了。”

无论实用与否，政务App在建成后，都会面临“刷活跃度”“刷用户量”等政绩显化要求。

“最严重的时候，上级部门把基层干部的App排名情况纳入考核，每周排名靠后的要被通报、写检讨。”张剑华曾到某社区学习其保持某App高活跃度的“先进经验”：一个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用30多部手机，同时绑定几十个相关人员的账号，一个人全部刷完。

在电商平台，为政务App刷注册人数等数据，已是一门持续多年的生意。一个店名带有“推广App小程序扫码注册拉新”的店铺客服表示，公司已成立9年，为不少知名政务App做过数据，注册量级不限，“我们都是真人扫码推广的，不实名的话每人1元到1.2元。如果限制注册用户的地区，成本会高些，有的地方要每人17元”。

如果说，“数字幻象”是政务App造成的表面繁荣，那形式主义在这项技术的“加持”下，导致基层工作留痕和考核压力放大，可以说是对基层治理产生了根本影响。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魏程琳在调研中遇到过一个案例，某位河长为了完成政务App对每日巡查次数、地点、时长的要求，把手机绑在小狗的腿上，让它替自己完成巡查轨迹定位。“巡查是河长的本职工作，但政务App加持下的工作要求，很多时候超过了合理范畴。”魏程琳说。

多位受访者表示，目前的政务App清理行动在基层压力和形式主义的缓解上，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清理时，大部分地方都是自下而上摸排、上报的，这是合理的路径，基层普遍反映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减负。”魏程琳说。

不过，他提醒，政务App的清理应避免“一刀切”，否则会因整治形式主义而出现新的问题。他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西部某县将基层减负视为一项压力工作，几乎停用所有政务App，甚至解散微信工作群，增加了部门间沟通成本，工作效率大为降低；中部某县为减轻基层负担，从省级层面下发40多项自查负面清单，基层原本没有的问题，硬是被要求填报并说明情况，这产生了新的形式主义问题。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http://t.cn/AXLdjzY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