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吸毒违法记录封存”这个事站上舆论风口浪尖的赵教授，我看了一些她的研究，包括她在会议上的一些发言。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

她关注的，或者说是拿来说事的，提出主张的，总是一些非常极端的个案，她赋予这些极端个案某种虚构的普遍性，再用这种虚构的普遍性去争取司法实践中的权利空间。这已经上已经不是法学领域的学术实践，而是一种政治活动了，本质上是福柯权力空间理论的政治实践。

以《论语》里孔子“伤人乎，不问马”的例子来讲，赵教授关心的都已经不是马，而是马厩中跳蚤的安危了。

这种司法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一个社会运行的法律完全是倾向于少数极端异类的，那么最终的运行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被忽视的大多数”从意识形态层面上抵触和摒弃法律，仅依赖对刑罚的恐惧而维持最低程度的社会合作，而那些表面上属于“特权者”的少数异类的权益实际上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因为他们不过是赵教授这类人拿来“说事儿”的工具，他们也许享受了1%的权力，却承受了99%的仇恨。另一个是“被忽视的大多数”努力向少数异类靠近，以获得法律的倾斜和保护，最终当所有人都变成“少数异类”的形态时，原有的“异类”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又需要重新界定“少数异类”，然后重新开始下一个福柯式的循环。

由此引发的对立、撕裂、仇恨和动荡，在西方世界里绝对不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