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法律界人士斥责对赵宏个人的攻击是“有组织攻击”，是在欺负学者，要形成寒蝉效应……此言差矣。一部法律从提案到审议到出台，法律专家学者在其中必然起很大作用，这是没法否认的，说是决策者的参谋也不为过，如果这个法不得人心，那么为其鼓与呼的参谋，自然免不了首当其冲成为质问的靶子。

当然，不是说谩骂学者就应该，但是，总得区分“应然”和“实然”吧？对普通大众来说，社交媒体是他们最直接、最便捷的表达意见的渠道。要求所有人都遵循一套严谨的法律程序来表达不满，“有意见你们去向立法机关提，别在网上骂人”这根本就不现实，而且听起来还有种官僚的傲慢。舆论场本身就是民意的一种粗糙但直接的反映，如果嫌部分民众说话不文明，就一律斥之为“有组织围攻”“下作”，把大量基于真实道德担忧的普通民众的质疑也赶到了对立面，这只能火上浇油，而非促进理性讨论。

手握权力者，不管是不是决策者，你权力比老百姓大，能运用自身资源影响老百姓生活，那挨骂是逃不掉的。在陕甘宁边区，指名道姓骂教员的老百姓都不止一位了，骂得可凶了，有要雷公劈死他的，有诅咒他早死的，有人因为当街骂得太脏，直接被抓起来了，教员指示把人放了：“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深入跟骂人者了解情况后，发现是征公粮太多，导致老百姓有怨气，于是立刻指示当地减免——这才是人民政权该有的态度，无论什么法律和政策，本身都需要不断接受社会舆论的检验和再解释。

真心希望我们的法律专家能少一点“我是勇敢的少数vs愚昧的多数”这种心态，多去关心关心谩骂声背后的民意，尝试去理解“为什么公众对吸毒记录封存反应如此激烈？”这背后是对毒品巨大社会危害的痛恨，以及对公共安全风险的深切担忧。封存记录聚焦于保护轻微违法者（包括吸毒者）的回归社会权、隐私权，但吸毒者这个群体有其特殊性，他们的权利与公众的知情权、安全权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对于公众来说，知道身边的人是否有吸毒史，关系到交友、雇佣、婚恋等重要决策的安全感（甚至可能关系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这是一个典型的“权利冲突”问题。如果对这个公众最为关切的争议焦点视而不见，那么谁其实才是对人不对事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