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把时间人类化或心灵化并不是出于哲学的思考，而完全是出于摆脱物理学时间给信仰领域带来的困境的考虑。他试图通过时间的心灵化，也就是通过把时间与人的拉近来拉开时间与上帝的距离，从根本上把上帝从希腊人的物理学时间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在奥古斯丁这里，时间的心灵化纯粹是出于摆脱实践领域之困境的考虑（注：本书中“实践”这一概念完全是在康德意义上来使用的，它与所谓生产活动意义上的“实践”不相干。），出于捍卫绝对自由的需要。因此，时间的这种心灵化在热衷于本质认知的传统哲学中并没有很快得到理解和消化，只是在奥古斯丁之后将近一千年的康德批判哲学中，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回应。

就本文的任务而言，康德在何种程度上回应了奥古斯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康德为什么会作出这种回应。如果说，奥古斯丁在信仰领域首先洞察了时间与上帝的冲突，那么康德则在哲学上第一次证明了时间与人的自由的矛盾。而对希腊人的物理学时间，神学要捍卫的是作为绝对自由意志的上帝，而康德则发现，人的自由同样受到物理学时间的威胁。因此，捍卫人的自由成了哲学的一个根本任务。

对于传统哲学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陌生的使命，因为在希腊人的“无人自愿犯错”这一观念下，自由就是对必然（本质世界）的认识，哲学的传统任务就是去认识这种必然（注：如果要达到对纯粹必然的完全认识从而达到纯粹的自由，就必须彻底摆脱人的生存世界。用古希腊人的通常说法，就是灵魂脱离“肉体”，回到理念世界，而这在现世中只有哲学家才勉强能做到。）。在这里，自由并不是一个问题：自由无须辩护。在希腊人的这种哲学努力中，已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世界的否定。但是，对于康德哲学来说，人的生存世界本身恰恰就具有最高价值，具有真理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康德在哲学中接受和消化了基督教的精神。

然而，也正因此如此，在物理学时间面前（注：在康德时代，物理时间是以牛顿的均匀流逝论出现的，它更具有“科学”的根据，因而显示更强大的力量。），康德哲学面临着挽救人类自由的任务。因为在物理学时间中，人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作为这种时间存在，人的生存没有丝毫价值。显而易见，时间问题成了康德挽救自由的先导性问题（注：因此，《纯粹理性批判》在康德那里是实践哲学的导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任何一种可能的形而上学的导论。因为他正是在这里实现了哲学上的第一次时间观变革。因此，那种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赶出了作为实践的理念的上帝，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把上帝迎接回来的看法，是很荒唐的。）。康德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及对自由的捍卫实际上完全奠基于他对这一先导性问题的变革性解决：取消时间作为自在存在者的地位，使之成为人的内在感性形式。简单说，就是时间的主体化或向主体的皈依。因此，在康德的哲学中，时间只是人的时间。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康德在哲学上回应了奥古斯丁。

——黄裕生《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