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新出台的法律有问题，而是人民群众能够掌握的信息和决策层、司法部门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决策层、司法部门掌握的这些信息又不便完全公开。

清华大学刑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劳东燕说的，每年被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一千万，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完全准确，但大体也不差。公安部门的人说：“在很多人印象中违法犯罪仍然是那些拦路抢劫、杀人绑架、黑恶势力。但实际上，现在的90%的违法犯罪，都是一些轻罪、轻度违法。比如，在网吧打游戏吵起来打了一架被带到派出所了、喝了一瓶啤酒非要逞能自己把车开回去被逮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的《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调研报告》也指出，现在82%的犯罪都是轻微犯罪，而“犯罪记录制度所带来的犯罪附随后果，给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造成较大困扰，如在就业、教育、社保等诸多方面受限，甚至还会牵连其子女等亲属。有的地方、行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加重了对犯罪前科人员的不利后果，犯罪记录如同一个难以磨灭的标签，使犯罪人员在刑满释放后，在就业、教育、住房、信贷、社交等方面长期遭受歧视和排斥。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一旦成为罪犯，部分永久性犯罪附随后果等于宣告犯罪人社会性死亡”。每年涉及到的人这么多，一千万左右，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年复一年累积下来，打击面就太宽了。现在新法的出台，是因为不改不行了，再不改就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了，“一次犯罪终身罪犯，犯罪人员回归社会困难重重。加之无辜亲属易受牵连，增加了社会对立情绪。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减压阀’、‘缓冲器’，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因素和风险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