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控制“轻罪入刑”。在刑法学界，积极主义立法观和消极主义立法观争论已久、众说纷纭。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从法理上看待，应当根据罪名入刑后的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得失。以危险驾驶罪为例，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确实减少了醉驾行为，但实践中“醉驾”案件大幅上升，数量十分惊人。2022年，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罪占了全部刑事案件数量的27.7%，其中有三个省份醉驾占比超过40%，全国每年有近30万人因醉驾而入罪。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体及其家庭被推向社会对立面的风险，社会治理难度加大。针对这种情况，司法实务界围绕限制处罚范围，作了很多有益探索。2023年“两高两部”出台新规，明确对醉驾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者可不予起诉。新规出台后，危险驾驶罪案件显著下降，占比从2022年的27.7%，下降到2024年的16.93%，但绝对数仍然不少，后续情况需要持续观察，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深入思考。我们认为，在肯定刑法需要与时俱进应对新挑战的同时，必须树立“治罪与治理并重”的理念，节制轻罪入刑，推动形成更加和谐且富有韧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