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an Neiman在《纽约书评》写了一篇文章《觉醒运动错在哪里》，里面披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年轻的黑人诗人阿曼达·戈尔曼在拜登就职典礼上朗诵了她的诗作《我们攀登的山》，一举成名，十七家出版社迅速买下了版权。

为了将这首诗翻译成荷兰语，戈尔曼推荐了一位她非常欣赏的、曾获得国际布克奖的荷兰白人非二元性别作家——这本应是选择译者的最佳理由。

然而，一位荷兰黑人时尚博主却撰文指出，戈尔曼的作品应该由黑人女性来翻译。那位白人作家随即退出，但此事却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轩然大波。

加泰罗尼亚语译本已经完成并支付了费用，但由于译者是白人男性，出版社不得不另聘一位译者。

瑞典出版社找到了一位黑人说唱歌手来翻译这首诗，但由于黑人译者短缺，丹麦出版社最终聘请了一位戴着头巾的棕色皮肤女性。

德国出版社则找到了一个非常“德国式”的解决方案：他们聘请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翻译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位黑人、一位棕色皮肤的女性和一位白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