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韵苏州 | “远涉沧溟十万里”——《星槎胜览》】
《星槎胜览》是一本记录“郑和下西洋”途经见闻的著作。作者费信，字公晓，今苏州昆山人。费信在序言中提及，自己二十二岁时即被选中，跟随郑和船队一同踏上驶往西洋的航程。从永乐至宣德年间，共计四次，历经二十余年。全书分为两集，前集是费信对亲身游历诸国的记载，如占城国（今越南南部）、暹罗国（今泰国）、爪哇国、满剌加国（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剌国、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等22个国家和地区；后集则为“采辑传译之所实”，即收集民间书籍或传闻中的海外诸番，包括真腊国（今柬埔寨）、东西竺（今马来西亚奥尔岛）、淡洋、龙牙门、琉球国、三岛国（今菲律宾群岛）等，共计23国。
书名中的“槎”指木筏，“星槎”则指神话传说中往来天河与人间的舟船。西晋张华《博物志》云：“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宋之问有诗曰：“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宴安乐公主宅》）刘禹锡亦曾书：“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逢王二十学士入翰林》）可见“星槎”二字寄寓了人们对未知远方的美好想象，而以“星槎”代指下西洋的船队，更为远航平添了几分浪漫主义色彩。
关于“郑和下西洋”成行的原因，历来有不同解释。如傅维麟《明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均认为，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下西洋，最重要的暗线任务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但显然，下西洋所需的人力物力数以亿计，如果仅仅是为这样一个理由，是十分牵强的，因而早在明代就有学者质疑了这一观点。而更能为大众接受的理由，还要从明初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
元至正二年（1342）设市舶提举司（下简称“市舶司”）于太仓卫黄渡镇，市舶司是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的机构，类似于现代的海关。明初延续了元末的政策，然而当时有一些活跃在海上的私人船只，常与海外诸国贼寇联合，威胁、打击官府的“贡舶贸易”，朝廷虽然多次下令禁止“通番”，但收效甚微。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决定厉行海禁，勒令民间“片板不许入海”（《明史·朱纨传》），以保障明廷海上贸易的安全。然而事与愿违，东南沿海的海盗反而愈发猖獗，再加上印度洋诸国之间本有纷争，常年互相攻伐，使得海上贸易之路充满险阻。因而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除了彰显大明怀柔远人的风范，更重要的是要打通通往印度洋诸国的航道。
郑和七下西洋，费信初次加入是在第三次，少年时期的经历，让他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他在《星槎胜览》序中言：“先兄籍太仓卫，不几而早世。信年始十四，代兄当军。”太仓卫在元代时已是重要的海港和商埠，史称“六国码头”，弘治十三年（1500）刊印的《太仓州志》中有记：“元至元十九年，宣慰使朱清、张瑄，自崇明徙居太仓，创开海道遭运，而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闾阎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因而虽“家贫室陋”，却“志笃好学”的费信在太仓卫从军时，就有接触到大量往来西洋诸国商贾的机会，耳濡目染下，渐渐通晓各国语言。二十二岁时，正逢郑和选拔“文采论识之士”，费信以不俗的外语能力被选为通事（即翻译），从此开启了前后四次，长达二十余年的远航生涯。
对于如此重大的历史任务，随行人员的记录必不可少，现存较完整的记录郑和下西洋见闻的史料有三种：《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以及《西洋番国志》，其中费信出洋四次（三、四、五、七次），为诸人之最。
《星槎胜览》前编以记录船队所经诸国地理概况以及人文风俗等内容为主。如“爪哇国”一则，开篇介绍其历史和地理位置，“古名阇婆，自占城起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实甲兵器械，乃为东洋诸番之冲要。”后描述城中建筑、物产等，“居民环接，编茭樟叶覆屋，铺店连行为市，买卖聚集。其国富饶，珍珠、金银，鸦鹘、猫睛、青红等石，砗磲、玛瑙、豆蔻、荜茇、栀子花、木香、青盐，无所不有。”再详述当地人文风俗，“民俗好凶强……若有争论，不通骂詈，即拔刀刺之，强者为胜。设被杀之，藏躲三日而出，即无事也。男子猱头裸身，惟腰围单带手巾。能饮酗酒，重财轻命。”这些记录虽平实质朴，但却极大拓宽了国人的视野。
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探索海洋及对外交流的重要节点，然而可惜的是，由于此行所有船只制造、维护以及航海的经费全部由明朝廷担负，且对来华朝贡的国家还要赠以大量赏赐，财政压力空前巨大，难以为继也在情理之中。
奇怪的是，留存下来的明代正史中对于郑和七下西洋的记载却寥寥无几，相传包含郑和船队编制、名单、航海日志等重要内容的资料《郑和出使水程》也不知所踪。《明史》及相关碑文中，对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记载仅有出发和回归的时间，《星槎胜览》却详细记录了起始于永乐七年（1409）的这次航行，诸如郑和曾派兵深入荒山，采集到了高达二三十米的罕见香料植株，又如郑和于满剌加国、锡兰山国等地立碑宣威等，足见其对于后世了解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