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为《掌心》鸣不平的一点就是它在很多方面真的是好心办好事但没好报。
其实在当前女频市场中，复仇题材并不罕见，甚至已有不少热剧案例。但这些剧无一例外都符合一个特点，它们是建立在一种“情绪动员型”的叙事模型之上的。
观众的共情路径非常明确，首先沉浸在女主遭受的情感创伤之中，然后随着剧情推进，看她怎么一步步完成复仇，替自己和所有代入的观众“出了这口恶气”，完成一场情绪的释放与代偿。
在这类叙事模型中，反派通常具备双重功能：一方面，TA们与女主存在直接的私人恩怨；另一方面，为了强化复仇的正当性，TA们还会附带某种宏观的道德缺陷。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并不是真正的矛盾核心，而是为前者服务的背景板，主要任务是为女主的私人复仇提供伦理合法性。

为了让这种故事有效运作，创作者通常会采用一种策略——苦难共时化。
要么在故事早期让观众直接观看主角遭受的屈辱、压迫和冲击，要么让过去的创伤以持续的方式附着在角色身上，通过台词和镜头的反复提及或演员表演上的暗示，渲染一种“永不愈合的伤口”的情绪氛围。
女主的过去被呈现得越凄惨，观众的情绪就被调动得越热烈，等到最后“大仇得报”的时刻，爽感才会迸发得越彻底。
这种策略虽然有效，但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伦理风险：它极容易演变成“苦难的景观化”，即为调动观众情绪而过度展示女性痛苦，形成渲染苦难的虐女文本。

所以《掌心》的主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选择了一条更具反思性的创作路径——苦难前置化。
剧中的女性角色普遍拥有痛苦的过往，但这些痛苦都被放置在叙事的前史中，以极为克制的方式呈现：通过简短的台词提及，或以碎片化、间离式的倒叙处理，主要是为了避免长时间聚焦在女性受难的身体与情绪上。
甚至剧中主角团与反派的对立，也从传统的“私人恩怨驱动”转向一种指向宏观道义的结构性对抗，就是说，即使双方没有私人过节，剧中的矛盾依然成立，冲突依然可以驱动剧情。
从创作伦理上看，这样的处理相当值得肯定，它不再把女性角色锁死在“受害者—复仇者”的死循环中，也不以女性的痛苦作为噱头来吸引观众。

但最讽刺的是，这样恰恰削弱了观众的情感代入可能。
因为在长久的叙事消费习惯中，许多观众对不同频故事的观看模式已经完全分化且固化了。
女频观众看剧对代入的需求非常高，她们做不到像对待男性角色一样对女频女角色无条件地付出爱意，承认对方的行动主体地位。面对女角色时，她们下意识采用的是另一套模式：女性角色首先是情感意义的承载者，其次才是行动主体。
换句话说，在许多女频观众那里，对女性角色的喜爱往往建立在她能够承载某种“我熟悉且可投射的情感经验”的条件之上。
如果没有经历足够的痛苦，共情链便难以形成；
如果复仇不是为某段私人伤痕而战，情绪宣泄也无从发生。

因此，当《掌心》试图让女性角色摆脱情绪焦虑替身的身份，以一种更接近男频男角色——或者换句话说，第一性角色——的方式推动叙事时，观众的理解路径就立刻出现了短路。这样的故事突然变得不可识别。
所以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不是《掌心》这部剧的问题，而是观众对女频故事投射的情感期待惯性与女频叙事伦理的自觉性演进之间出现的时间性错位。
任何试图改变观众积重难返的观看习惯的作品，都必将先遭遇误解，在将来才可能成为新的范式。
但问题是，这个将来到底在多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