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广州，七点时天刚蒙着一层薄亮，我已经牵着父亲的手站在中山眼科的门诊楼前。这是三周内的第十次，鞋底磨得发僵，眼皮沉得像坠了铅，连呼吸都带着重复奔波的疲惫。

父亲的白内障术后复诊很顺利，我的同学医生笑着说恢复得比预期好。母亲站在一旁，手里攥着温热的豆浆，不停给父亲理理衣领，絮絮叨叨叮嘱着“别揉眼睛”“少看手机”。我看着他们相携的背影，忽然想起自己的视力也有下降，便跟母亲说：“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找师妹复诊下眼睛。”

转身去二楼另一间诊室，师妹熟练地给我做检查，轻声问：“师哥，最近透析还顺利吗？眼睛视力下降是白内障术后继发的，做个激光就好了，得多注意休息。”我点点头，目光落在诊室冰冷的白墙上，忽然就想起那些独自熬过的日子。

23年急性肾衰竭发作时，我蜷在出租屋的沙发上，右手死死捂着右侧后腰，钝痛像无数根钢针往骨头缝里钻，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浸透了后背的衬衫。挣扎着摸过手机叫车，下车时腿软得几乎站不住，是急诊护士扶着我躺上诊疗床。输液管里的液体滴答作响，病房里只有我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夜里渴得厉害，想够床头柜的水杯，一动就牵扯着腰腹剧痛，只能硬生生忍到天亮。

24年心肌梗死突发那晚，胸口像被一块巨石压住，喘不上气的憋闷感顺着喉咙往上涌，指尖发麻到握不住东西。我趴在地上，用最后一丝力气按下急救电话，电话接通的瞬间，眼泪混着冷汗砸在地板上。表弟赶过来送我上救护车时，我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睁着眼睛看着车顶的灯光晃来晃去，心里空落落的——想报平安，却不知道该打给谁；想有人递口水，身边只有陌生的医护人员。

确诊尿毒症后，每晚的腹膜透析成了雷打不动的功课。先仔细洗手消毒，把腹透管轻轻接入腹部的永久置管，胶带粘得皮肤发紧。腹透机启动时发出嗡嗡的低鸣，冰冷的腹透液顺着透明管路缓缓涌入腹腔，起初是凉丝丝的触感，慢慢变成刺骨的寒，像揣了一块冰在肚子里，冻得我蜷缩起身子，膝盖抵着胸口才稍缓。八个小时里不能随意翻身，只能像木乃伊一样平躺，耳边只有机器的运转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偶尔腹腔胀痛得厉害，就咬着牙攥紧床单，指节捏得发白，直到透析结束，排出的液体带着浑浊的颜色，才松一口气。

现在，父亲只是做了一场常规手术，我能每天早起奔波，能全程陪着挂号、检查、取药，能把温热的饭菜递到他手里。母亲寸步不离地守着，眼神里满是担忧。他们生病，有我兜底，有彼此陪伴。可我生病这些年，从急诊室到透析室，从鬼门关到漫长的治疗路，始终是一个人扛着。

师妹递来检查单的手在眼前晃了晃，我才回过神。走出诊室，看见父母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母亲正给父亲剥橘子，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们身上，暖得像一幅画。而我站在阴影里，眼底的酸涩忽然翻涌上来，不是眼睛的疼，是心里的空。

为什么同样是生病，他们有相依为命的温暖，我却只有形单影只的闯荡？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独自面对的医嘱、独自承受的疼痛，像潮水般涌来，把疲惫和彷徨都堆在心上。我笑着走向父母，说“没事，就是有点疲劳”，可转身的瞬间，眼眶还是热了。

广州的清晨已经有了暖意，可诊室里的温差，怎么也捂不热心底那片孤零零的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