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12月7日出席「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新版座谈会全程记录。

这本书是张靓蓓2002年编著的，回顾李安前7部作品的创作历程，从《推手》到《卧虎藏龙》首度抱回奥斯卡奖。

李安：

首先我想要先谢谢来到现场的朋友，尤其我很感动，因为眼前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参加金马影展举办的《断背山》影人讲堂，现场放眼望去，也几乎都是年轻人。我当时想说，是不是因为年轻人上网抢票比较快。不过，后来我把这个念头撇到一边，宁愿相信年轻人还是喜欢电影的，而这让我感到非常窝心。

像我们这一辈的人，总是感叹「人心不古」，现在大家都不看电影了，年轻人有更多好玩的事情。讯息传递愈来愈快，一部两个钟头的电影，大家是愈来愈没有耐心，好像电影也差不多被看腻了，新的招数在四十年前就用完了，大概也没有什么新招，一直在一种 recycle 的状况。

整个（电影）行业，都让人有一种沮丧感。面对年轻人，也不一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在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我们，心向一种「明天会更好」的人，难免感觉自己和世界有些脱节，甚至会有点害怕，感觉年轻人有自己的事，而我们并不一定懂。

只不过，不管是年轻人抢票比较快，或是怎么样也好──总之，大家都到这里来了。我还是觉得很感动，我经常在感觉到疲累、经历一些不顺心的时候，总是讲说，为什么电影总是这样一种，没事找事、无中生有、庸人自扰而且还要炒得很热，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这是否如佛家所讲「明镜本无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一切其实是假象？

在我这样的年纪回头看，今天看到大家，还是感觉满值得追求的。这是一份很抽象，却又踏实的感觉。看到大家，还是觉得满有希望的，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看（拍）过去的电影，或者回忆过去，这对我来说有两份感慨。比较正面的是，生命中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值得追忆的；另一种比较感伤，好像「最好的时光」在后面了，我们要用回忆来追溯，而这不光是（制作）电影本身，也包括我的个人经历，但这是很难处理的。

那么，人生活到老、学到老，我还是要面对老年的生活，面对当今世道让我愈发困惑的状况，我还是要学习，也希望自己永远保有这种「纯真年代」的心情。其实，面对死亡也要学习，人生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检讨，又要如何面对未知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是无始尽的。

我想，人生就和剥洋葱一样，而且是一颗无底的洋葱，不断地剥，不断地学。
当初会写《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的心境，其实我这个人是满害羞的，记得第一次被访问，是拍完《推手》回台湾，中影要我上电视做宣传。我去上一档电视节目，是赵宁跟崔丽心主持的《女人女人》。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问问题，而且还是在电视台。赵宁就看着我说：「你这样子不像导演。」大概是看我很害羞，又不太讲话吧。
我说：「你讲的是副导吧，导演是什么样子？」基本上，我需要拍电影，就是因为那些讲不出口的，或者是难以用理性的语言逻辑，和大家有条理地讲出一个所以然。

所以，我就把那些很难和大家表达的事情，间接地用电影，用戏剧，用声光效果，把自己隐藏在后面，银幕上看见别人的起落，那其实就是我心里的事情。

我已经把它摆在那里了，还要我讲什么呢？每次拍完电影，都是一种虚脱的感觉。当然，我也希望有「人的回应」，但这不是我天生就喜欢面对的，也可以说是逃避──我逃到一个虚幻的电影世界，在那里可以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社会，面对与我一起生活的人。

在拍完《卧虎藏龙》之后，在全世界突然有名了，张靓蓓就来和我说，要我用这本书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我说：「不要吧，我都放在电影里面，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但她还是继续和我说：「你的经历其实非常特别，没有像你这样经历的人，你该为了那些将来有志学电影的人一个交代。」

好吧。于是她飞到纽约访了三天，接着开始动笔，我就去准备《绿巨人浩克》的拍摄。

她用「我」的口气写，好像不是她在编着，而是我在写。她一章、一章地写给我，我才发现自己满龟毛的，就开始和她在细节上缠斗。在那时候，周末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拿着电话和她一直讲、一直讲，内容又因此越来越多，为了与她交代，所有的思考通通都要在我自己的脑袋里想过一遍。

我们修改了一整年的时间，也变得象是我自己在写这本书，张靓蓓所领教到的我的龟毛，是连我自己也未曾发觉的倾向。而在出版之后，我们也满低调的，不过也有很多人看见这本书。

后来，我也不晓得已经没有书了，直到半年多前，我的侄儿想买这本书送给朋友，结果跑了四家书店都买不到，所以我就和时报文化联系，说有人买不到。

不过，我连书封上的照片都找不到。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那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就要步入中年，在拍完《绿巨人浩克》要接到《卧虎藏龙》的阶段，有种「少年子弟江湖老」的状态，开始有一点风霜、疲累的感觉，这很能代表那个时期的心境，一方面还有些可爱，不过也有点世故，是在一个生命的转折点上。

在我读台南一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校长，从小到大住在学校宿舍里，从家庭生活到校园生活，都环绕在父亲如巨树般的形象之下。但这并不只是看「父亲」，也是看向一整个传统的台湾社会，在我到了美国之后，开始写剧本、拍电影的时候，我的父亲也开始老了。

孝顺和伦理，在我的「纯真年代」是很重要的价值。「父亲三部曲」其实是伦理剧，我并不觉得《喜宴》拍的是同志电影，我是用同志作为题材，来拍摄家庭的伦理剧，这其实满传统的。

我天天都待在家里写剧本，就只知道关于家人的几件事情，父亲是整个社会价值的运行系统，同时也是你的信仰、精神坐标、行事准则，但是看着他老了，你也会发现这是不可靠的，不会永远存在的。

孩子的成长一定伴随着父母的衰老，也会让你发觉他们并不是什么都知晓，而在当时候，我想检讨的或许就是对信仰系统、安全感的投靠。更后来，我也了解这与国民党政府来台后的大梦落失有关，于是就按部就班地拍一个老人。在《囍宴》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饮食男女》所解构的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父权概念。

「Father Knows Best」（意指「父亲三部曲」）是我的制片人詹姆斯·夏慕斯取的，《Father Knows Best》也是 1954 年到 1960 年播映的美国情境喜剧。
我其实不晓得詹姆斯为什么这么取，因为我讲的就是「爸爸不晓得该怎么办」的事情，这一直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主题。

年轻的时候，我在艺专（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影剧科）看了维托里奥·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1948），这部电影给予我极大的影响。原来，可以这样去检讨一个父亲，最后是父亲在儿子面前失去了尊严，他就一直哭。

我看了很多遍，每次都还是会哭，还没有演到时，光是想到也会哭。我在拍《冰风暴》（The Ice Storm，1997）的时候，最后也让爸爸哭了，因为他不晓得怎么办。

「坦承自己不行」于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或许因为父亲在我的生命中，象征的是权威，是我们要维护，无论那背后是真象还是假象。其中也包含着政治性和社会性，为什么会挑选圆山大饭店，又为什么打着太极拳，当时并不一定有意识，但现在比较清楚核心的意念了。

从「父亲三部曲」开始的「父权」，也扩张到社会性、意识形态，一直到近期的电影作品，我都还是在看「父权」，只是用了其他的表达方式，我认为这是我必须处理的主题。

不过，我多数时候也只是觉得拍电影可以逃离一些什么，其中也有一些好玩、冲动的心念。在电影类型上的游移，其实是在面对已经会的事物，我就难以感到兴趣，也很难强迫自己，太太的理论是觉得，我书也没有读好，玩也没有玩到，所以心里不太平衡，长大就非得要找好玩的事情。

这可能也有点道理，我从小就泡在电影的世界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而生活就是唸书与补习。当时个子还很小，骨架很小，长得特别慢，20 几岁到了美国还长了两公分高，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怕东怕西的。

但有些事情是不能解释的，电影真的是很好玩的。就象是出去玩，怎么可能每次都去同一个地方玩，你面对婚姻要忠实，但是拍电影就没有必要忠实。

上一部电影卖座，下一部电影就出格一点、挥霍一点，闯了祸就回来乖一点，又卖座就继续去试，不就应该要这样子吗？

现在回想起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时光」。纯真，我相信一些东西，我相信世界会更好⋯⋯九〇年代的世界是心态开放的，大家都很和气，现在就有些你死我活的。当时感觉世界会愈来愈和平、愈来愈开放，虽然拍片很辛苦，受到的挑战很多，但这依然是我觉得很过瘾，值得珍惜的纯真年代。

然而，回想最近的十年，其实是很辛苦的。有点象是以前还没有拍片的日子，有点困顿。整个世界、业界都令人困惑，也很困难，这也让我想起九〇年代的电影，拥有许多独立制片的空间，正在悄然绽放，而我正好踏上了那一艘船。

我对电影非常热衷，不只是想谈情感、讲故事，武打片要怎么功夫、西部片马要怎么骑⋯⋯所有类型的电影都带给我很大的好奇心，我全部都想尝试，也觉得试不完。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想过自己是不是在逃避一种身分认同，才一直游走在各种形式的电影里，但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直到现在，那就是当经验愈多，你就愈难假装自己是纯真的，所以需要更高的挑战，让每一次就像第一次，才会有面对未知的挣扎，不得已时得要逼迫自己的坦诚。当然，门槛愈高就愈折磨人，年纪愈大也就不复年轻的精力、巧劲，当这份心念也被磨得差不多的时候，的确很累，也感到很伤。

不过，我想我的初心还是没有变，我一直想追求人生的真相，看见里面是什么东西，当然永远也追不到，但这也象是留下一道印记。当时在写书的时候，是因为人生还在往前看，那时候什么都能有条理地讲出来，到后来我觉得是欲语还休了，我只希望还有电影拍，如果还有机会能够留下一点经验给大家参考，我想也是很好。

十多年前，我有一段很奇特的经历，就是回台湾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开始看到了 3D 电影，我想要往下继续追求，但这也导致一种电影的幻觉被破灭了。我才发觉，原来电影是如此地禁不起看，如此地薄弱、脆弱，这让我产生极大的困扰，一方面想走出这样的困境，却也发现全人类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

那是一种曾经被盖住，用假象盖住的「共识」，或者说是一种「幻觉」正在结构。然而，当我们看得更清晰、更清楚，讯息也更加畅通，我们的沟通、表达变得容易许多，经历过一个乱糟糟的时代，我们迎向解构，在过去所相信的物事不再，甚至去到了反面。

很多人问我说，如果回到过去拍《卧虎藏龙》、「父亲三部曲」，会有什么新的拍法？我真的想不出来，因为那就是最好的，当时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拍，而最重要的是拍电影的人所投射的相信，这件事本身有着很大的力量。

「做了这件事情就能改变世界」的纯真心念，这种能量是具有感染性的。

现在，有许多人只看老电影，我觉得这不光只是怀旧，而是老电影里面留有一种纯真的能量，就是拍电影的人在拍片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他相信自己会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求知，他在尝试理解一道世界还不晓得的事，这和电影的本质非常相像，同时是创新，但也是保留。就像人类一直想保留一种价值，从世界上出现的第一具木乃伊，那份心境就是想把一个东西保留下来。

电影就是把心念留在胶片上，做这件事要有纯真和新鲜感，这是人类精神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动力。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是 AI 了。这些抽象的集体意识，与个人摸索的神秘不可测，我们姑且称之为「纯真」──我们将这些物事定义，彼此传播，彼此刺激，这是精神生活与生活本质里，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希望这些东西不会被 AI 取代，也不要被逻辑、语言取代，而影像能够留下来，是非常宝贵的。为了将那些抽象的「纯真」保存下来，我们要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创新，但也追求彼此和自己的真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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