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篇，以日为例：“结构性改革”为什么在反复失灵？

改革的方向、执行的力度、市场主体的适应能力以及社会预期的稳定性等都影响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性，在主张结构性改革和放松管制之前，首先应复盘之前的管制措施是为了什么、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再是主张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和放松管制及其力度。市场化转型不会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治理的市场化不会自动带来效率提升。传统日本企业以主银行制和交叉持股为特征，股东权利相对较弱，企业管理层对资本市场的约束较小；强化股东权利、提高透明度、市场约束管理层等的落地要看改革是否把制度约束、激励结构与市场主体能力同步更新，市场化转型不会是立竿见影的。
低利率和宽信用不会自然转化为有效投资与经济增长，信贷推动的资产价格繁荣终以沉重持久的衰退和生产效率低下告终。借款者借入资金推高资产价格，债务违约成本已转移给贷款人，这种杠杆游戏放大资产价格崩溃的可能性，未偿债务的累积挤压可用于生产投资的贷款额，全要素生产率不成比例地下降，萎缩的生产和需求活动放大这种外部性，更大的繁荣预示更严重的衰退。市场本应通过优胜劣汰清除低效企业，但非常规货币政策趋于常态化，抢信贷资源轻松于市场竞争，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退而不出，健康企业的信贷资源被挤占，资源错配与生产效率低下使经济陷入动态无效率。
人口结构是长期上最重要的竞争力，难在短期内改变既定结构也是高债务压力的根源之一。终身雇用虽然稳定了收入预期与消费基础，但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也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潜力；鼓励非正式就业是以降低人力成本来提高企业雇佣的灵活性，但就业形式的变化还需搭配社会保障制度和文化观念的转变，不然普遍的不安全反而损伤增长动力。同时，结构性改革涉及利益再分配，激烈的抵触压力也会拖延改革的进程；社会文化挑战放大成本，政府迫于压力关注短期刺激，政策反复打击信心，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谨慎。完备破产制度、企业重组及监管落地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加强对小微企业问题的关注更是重难点。
经济形势决定杠杆率，杠杆率决定外源融资，融资与利润共同决定有效投资，而投资结构又反过来改变产能利用率与增长能力。日本的长期停滞并不是缺少市场，也不是缺少改革试验，高市内阁的激进刺激计划印证政策短期且民粹化的趋势。僵尸均衡是经济活力被宏观稳定俘获，导致微观层面僵尸企业的泛滥与资源错配的固化，僵尸均衡的维持成本高到不可承受时又怎么办呢？无论什么改革，还是得让政策承诺可信任、让金融支持回归生产性活动、让增长不再依赖债务扩张、让改革在制度与社会层面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
思想总能通过新的马甲延续其寿命，政府需要一种框架来表达政策的可操作性，央行需要一种技术来绕开分配问题，金融需要一种语言来掩盖甚至分散风险，危机需要一只替罪羊来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