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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的是王教授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是1985年，她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代表，面对那时的美国妇女，王教授有一种相当的自豪感。

因为数据显示，当时的中国，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女性与男性的工资差别是80比100；而美国女性的收入仅仅是男性的60%。因为新制度下工资的分配完全依据工龄和教育背景，而不是性别；虽然还有城乡差异，但总体来说比较平等。

而且5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女Q主义者就已经提出了产假政策，而美国还没有——到目前为止，美国女性也没有统一的生育政策。

在这些数据之下，王教授有了一种优越感，来自SH主义下解放了的女性的优越感。

王教授给美国的学生们讲她坐公交车的时候，发现一个男小偷偷了她的钱包，她如何在所有人面前冲他大喊：“你把我的钱包还给我！”而小偷立刻就表现出了恐惧。

美国同学听完赞扬王教授勇敢，也许在她们看来，王教授这种面对男性小偷还能不露惧色的表现，和妇女解放运动脱不开关系。毕竟，在很多地区，女性都被规训和洗脑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小声，更别说面对男性展现出“泼辣”了。

但很快，王教授发现了自己的偏颇之处。

起因也是她讲述坐公交车的经历，她说最烦恼的一点是，因为那时的公交车很挤，所以偶尔会碰见流氓骚扰——AKA咸猪手。

她的一个当时读博的女同学问她：“那你是怎么做的？”

王教授：“我就逃啊，因为在公共汽车上被一个男人摸到，我感到很尴尬，觉得很羞耻。”

女同学继续问：“为什么你觉得羞耻？你认为这样的羞耻感是对的吗？他才是实施骚扰的人，为什么你要感到羞耻？”

同样的地点，同样是违法犯罪的，甚至同样是用“手”作案，面对小偷和面对性骚扰犯，王教授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

这时候她意识到，她一直引以为傲自己是一个解放的妇女，然而，虽然我们在工资和教育上有了平等，但在文化领域里，还是有着深层的文化和性别不平等。

美国女同学的提问让她发现了这一盲点，她开始自省，她觉得尴尬源于她内化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贞操观。原来她的身体里还有这样未被解放的部分。曾经她觉得女Q与她无关，因为她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权利；这一刻她才意识到，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有着强烈男权文化的体系中，这些问题是跨国界的，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任何地方都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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