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媒体或者更广泛地说,我们的社会意识总是在不约而同地追问“受害者是谁”“受害者做了什么”,而忽略了对施暴者的问责。这种畏惧抽刀者却把聚光灯投向受害者的做法,未尝不是一种懦夫行为。它早已引发各种舆论问题,比如尝试撕毁违法犯罪人标签的时候不问受害者的感受,再比如反对堕胎、强调胚胎人权的时候不问母亲的意见。健康有爱的社会如果不能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那么至少也要让流血的人,不再因为其它不和谐因素流泪。
发布于 上海
我们的媒体或者更广泛地说,我们的社会意识总是在不约而同地追问“受害者是谁”“受害者做了什么”,而忽略了对施暴者的问责。这种畏惧抽刀者却把聚光灯投向受害者的做法,未尝不是一种懦夫行为。它早已引发各种舆论问题,比如尝试撕毁违法犯罪人标签的时候不问受害者的感受,再比如反对堕胎、强调胚胎人权的时候不问母亲的意见。健康有爱的社会如果不能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那么至少也要让流血的人,不再因为其它不和谐因素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