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记录可封存#《从“吸毒合法化”到“拐卖儿童合法化”——新自由主义者们的颠覆》

这几日网络反对吸毒的声音，让我感觉真是时代在进步。给大家感受一下十年前公知们横行霸道乌烟瘴气的时光，别说“封存吸毒记录”了，他们直接鼓吹“吸毒合法化”！代表人物就是罗永浩。罗太君的经典语录：“吸毒不是堕落，真正的道德沦丧是举报别人在自己家吸毒。”（图1）

就这，罗太君在十年前的妖魔鬼怪中还算个“温和派”呢，2015年6月，网易平台发文表示——“只有儿童买卖合法化才能减少儿童盗窃”。大家看看这是人话吗？（图2）

2014年6月27日，网易发表鼓吹吸毒合法化的文章。（图3）

2012年12月，网易平台发表支持“持枪合法化”的文章，认为持枪自由可以“保障妇孺权益”。（图4）

众多公知鼓吹“代孕合法化”。（图5）

看了这些逆天言论，你会真觉得罗太君已经算是这群生物里面最“拟人”的一个了，所以罗太君好歹能苟活到今天依然能在网上乱跳。你都想象不到之前的舆论是一种什么状况。

上述那些逆天的文章都离不开一个新自由主义社团“铅笔社”。2011年3月，知名新自由主义社团“铅笔社”发表文章《禁酒与毒品》，公然鼓吹交易毒品合法化，从此拉开了新自由主义在互联网舆论上的疯狂。铅笔社主要由南方系媒体人、网络公知、大学自由派学者组成，并长期受到西方基金会的资助。

所以继续上一篇文章的分析，为吸毒分子不断“日拱一卒”的难道仅仅是几个法学教授吗？当然不是，他们仅仅是马前卒、敲门砖、探路石。他们背后更有一大股力量，是一个利益集团，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今天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集团”。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黄、赌、毒、代孕、器官买卖，背后是肉眼难以想象的高额利润，于是就有人披着“自由”“效率”“去黑市化”的外衣，把最肮脏的逐利冲动，包装成理性的经济学主张。当他们一本正经地鼓吹“儿童买卖市场化能减少拐卖”，当他们振振有词地提出“持枪自由保障妇孺权益”，当他们拿着几张数据图标叫嚣“毒品合法化能降低伤害”，其实他们早就不是在讨论社会问题，而是在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张目。

这些新自由主义公知们的逻辑从不复杂——凡是能赚钱的，都应被合法化；凡是能产生利润的，都该交给市场解决；哪怕是人命、孩子、毒品和枪械。他们不在乎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只关心“这件事值多少钱”。他们最热衷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给黑市合法性”，让暗处的巨大利益重新洗牌、公开交易。

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一切买卖化，一切市场化，一切私有化，都要赚一下。利益啊，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利益。

而本文罗列的众多拟人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不过是资本贩子披着学术外衣的逻辑强盗。在他们眼里，地狱不是灾难，而是尚未开发的市场，魔鬼是潜在的投资人；人类的苦难，是可以衡量的价值，是可以投资的机会。文明社会几百年才建立起来的伦理底线，被轻飘飘一句“市场更有效率”掀翻在地。这种思维是社会伦理的掘墓人，是最赤裸的反人类立场。

他们嘴上念叨自由，骨子里全是逐利。儿童买卖、制度贩毒、器官交易，这些在人类文明中本应被扫进地狱的罪行，被他们包装成“市场行为”和“个人选择自由”。所谓合法化，不过是为权贵资本打开通道，让人命和苦难也能按克论斤买卖。别再称他们为“学者”或“专家”，这帮人为利益叫嚣、替吸血鬼站台的走狗，配不上任何尊称。与其说他们搞经济学，不如说他们在贩卖人性腐烂的气味。

我们说这是新自由主义余毒不是瞎扣帽子，无论是罗永浩还是网易支持毒品合法化的文章，都提到了新自由主义祖师爷之一弗里德曼，人家自己认的。我们可以从弗里德曼在中国的“亲密战友”、与铅笔社交往密切的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来深入来看这一利益集团的立场。张五常被铅笔社成员称之为“祖师爷”，可见其重要地位。（图6）

2007年，因为老版《劳动法》已经越来越跟不上经济发展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要求，其迭代版本《劳动合同法》颁布。而张五常彼时上蹿下跳张牙舞爪地反对新版《劳动合同法》。

张五常的文章中指责：人为干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合约，势必极大加重企业用工成本，导致企业倒闭或者裁员，最终损害劳动者的利益，甚至于“这部法律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是“大灾难”“中国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要使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化于一旦”。因为张五常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身份（尤其是在私有化国企和工人大下岗方面立过大“功劳”），这些文章一时间引发社会剧烈反响。

对此，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张五常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经济学家，但很遗憾，他对劳动关系基本上没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的劳动关系基本上不了解。所以那么很任意的说话我确实感到很吃惊。”

全国总工会干部郭军也表示：“在《劳动法》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强资本的影子，我们看到了黑砖窑。黑砖窑这个血汗工厂我认为已经够残酷了……如果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劳动关系的规范过程当中，只考虑资方利益，而漠视劳方的利益，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毁于一旦了。”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们支持“吸毒封存”“吸毒合法化”，口口声声说“保护少数群体利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保护多数群体的利益呢？一旦涉及到更新《劳动法》、保护绝大多数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大事情，他们怎么就不像支持“吸毒封存”这样积极了呢？

这足以体现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虚伪与无耻：他们最会玩的一招，就是把双标当信条。涉及黄赌毒、代孕、持枪，他们立刻挥舞“自由”大旗，义正词严地为一切阴暗角落争夺合法性，仿佛自己肩负人类良心发扬光大使命。可一旦轮到《劳动法》、最低工资、社保权益，他们又立刻换上苦瓜脸，煽情地哭诉“企业不堪重负”，逼真得像是资本亲生儿子。嘴上鼓吹“人人平等”，心里只关心资本利润。所谓的自由？只是他们替权贵开路的一张假皮。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吸毒合法化”“封存吸毒记录”“维护少数群体”上出手格外积极，看上去仿佛忽然长出了一颗柔软的人道主义之心。其实，这类议题有一个共同点——可以包装成“宽容、开放、去污名”，足以让他们在舆论场上占据道德高地。而这背后，毒品、性产业、代孕，这些领域一旦松绑，就意味着新的利润空间、新的金融和服务业赛道；而加班费、工伤保险、长期合同，则会真实地压缩利润率、提高企业责任。于是，“少数群体权利”被当作光鲜的招牌挂在门口，“多数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被扔进后巷当垃圾掩埋。

这些人在表面上是双标与无耻，深层逻辑却十分统一：凡是有利于资本进入的新领域，就高举自由的旗帜；凡是试图限制资本对人的支配，就挥舞“经济崩盘”的恐吓。所谓虚伪，其实是结构性的，他们从来没有站在“人”的立场上，只是选择性地借用“权利”“少数者”这些好听的词，为资本继续在社会肌理中打洞扩张。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丁香园前CTO冯大辉，他的表现与张五常高度相似，一方面为涉毒艺人宋冬野的复出摇旗呐喊，另一方面发文力挺996，认为劳动者加班是因为工作期间“工作时间不饱和、摸鱼”，996、下班开会、周末团建不过是一种对冲：图9、图10、图11

冯大辉上一次在网上被群嘲，还是因为公积金事件，因为他的创业企业没交全五险一金，员工质疑后就抛出那句入典的名言：“你又买不起房，要公积金有什么用”。（图12）

看见了吧，这又是一个为毒虫说话而不为劳动人民说话的典型。所以我总结的这个定律百发百中、经得起历史检验：别信那群人说什么“为少数群体发声”，一旦涉及到最大多数、最广大劳动者们利益的事情，这些小黑子们一定会露出鸡脚来。

所以我上一篇文章是批判那些支持“吸毒封存”专家学者们的逻辑错误，也就是事实性错误，从三个方面阐述的；而本文则是批判他们的立场错误——为人民说话，还是为既得利益集团说话。这两种错误缺一不可。

多一句嘴，网上很多套路都没有逻辑，分不清什么是事实错误，什么是立场错误，所以经常鸡同鸭讲蝉鸣聒噪。不过很巧的是，这些专家学者们在“吸毒封存”的问题上，同时犯了事实和立场两种错误，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网络舆论达成了高度的一致。那些专家们也得反思一下自己：为啥你们总能精准的站到对立面？

不过本文还不够完整，反驳立场错误，也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我们来看一看给我们打过样的国家——东欧诸国，他们是真真正正曾经被忽悠瘸过，全面推行过新自由主义政策。最终带来的就是：国有资产被贱卖、经济衰退、民生凋零、黄赌毒泛滥、犯罪率飙升、贫富差距屡创新高……

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就是捷克。看过《绝命毒师》的朋友都知道，捷克是一个吸毒率高达5%的国家，老白最大一桶金就是把病毒走私到捷克赚到的，在捷克贩毒三个月，比在美利坚贩毒三年都要快活。而在色情片领域，捷克演员也是独树一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吊打小日子。但在这背后，是无数个破碎的家庭，无数个痛苦的灵魂。那么是谁把捷克妇女逼上了色情行业这条路呢？捷克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1990 年，东欧剧变刚刚结束，捷克的失业率还不到 1%，很快就被“休克疗法+私有化”推到 4% 左右，1998 年危机时冲到 8.5%。大规模价格自由化和补贴削减后，1990–1992 年 GDP 急剧下滑，工业产值跌得更狠，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国内政策自己造成的。

最痛心的事，捷克1990 年还是几乎百分之百国有经济，到了 1995 年大约 80% 的资产完成私有化，结果不是“市场自发优化”，而是企业公司治理混乱、银行坏账堆积，最后政府不得不动用相当于 10–20% GDP 的规模去救银行体系。这套被鼓吹为“最市场化”的路线，换来的是1997–1998 年在二次衰退里翻车，硬生生把所谓的“捷克奇迹”做成了“警示案例”。现在更尴尬：高度依赖德国汽车产业做低附加值代工，德国一衰退，捷克 2023 年经济负增长、2024 年也只勉强 1% 左右，实际工资仍低于 2020 年前水平，所谓“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在现实中变成对外需和廉价劳动力模式的锁死。

经济数字还只是第一层，社会后果更扎眼。转轨后犯罪率直接炸裂：研究显示，体制转型后捷克的杀人率从每十万人约 1 起涨到接近 3 起，抢劫案件翻了四倍，盗窃和入室率一度涨到原来的十倍以上。与此同时，1990 年后卖淫从“禁止”变成“法律灰区”，迅速在首都和德奥边境公路沿线形成完整性旅游产业链：2002 年官方估算性产业年产值约 60 亿克朗，NGO 估计全国性工作者约 1.3 万人，布拉格和西部边境地区酒吧、夜总会、路边妓院成片分布，连线上直播妓院这种新业态都率先出现。人口贩运报告则反复把捷克列为“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捷克及周边国家的妇女被用于强迫卖淫和强迫劳动，本国罗姆人群体尤为脆弱。

在全球有组织犯罪指数上，捷克的“人口贩运、性剥削市场”都是重要条目。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炫耀“私有化成功”“监管最少”的年代。于是画面就非常魔幻：专家口头上赞美法治和市场，现实里金融欺诈、黑帮、色情和人口买卖在同一块土地上狂欢。所谓“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在工业基础被切空一块、劳动者保障被压缩的时候，黄赌毒和人口买卖反而最先完成了“国际接轨”。讲到这里，再听那些人一本正经劝中国继续加速私有化、放松管制，就挺难不产生一点生理性厌恶。

总之，这一套新自由主义的鬼话，说穿了，就是为既得利益者开路、替罪恶张目，是境内外既得利益集团向人民进攻的舆论总司令部。他们一手端着“自由”的金饭碗，一手挥舞“效率”的大旗，把工人阶级的流血失业说成“改革代价”，把黄赌毒和人口买卖吹成“市场选择”，企图用一纸纸“理论”把整个人类拖下水。

历史已经证明，放纵这条路线，就是让社会的灵魂被出卖，让国家的财富被抽空，让劳动人民再次被踩在脚下。我们不能迷信“权威”，更不能崇拜“洋经”，必须坚持以亿万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为尺度，把一切鼓吹奴役、粉饰剥削的黑话揭穿，把一切专家、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关进人民监督和制度的笼子里，使经济发展回到服务多数、遵循德性的道路上来，让正义、尊严、社会责任重新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