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汇总个长篇吧。想当年幕构大面积闹妖时，我骂女权荸荠，也多少逛过图1这些玩意儿的地方。但有时候只能说，人兽分界线这一块，这群撮鸟也是朱温进长安、给丫唐完了。但凡多读点书呢？都说土殖最大的问题就是土，那蝗虫最大的问题就是书读得少，又最喜欢故作惊人之语，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建议跟“八年级综合征”的小孩坐一桌……

就聊点清帝国时代的华夏学术发展料子，兼甩点干货，中学教科书不咋讲清王朝这方面，主要就是这方面的知识太过繁杂，根本没办法喂给还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中学生。你得考了大学，专业是这方面，或者选修这类课程才有可能接触到。那么废话少说，先放个猛料，中华书局80年代出了一套书，叫《新编诸子集成》，现在是文史哲专业的必读书。里面的程树德，焦循，王先谦……基本上都是清代学术大家。若没有他们的贡献，现代人基本上读不了古籍，蝗虫嘴里嚷嚷的只会玩文字狱的大清，恰恰奠定了今天的国学体系，否则我们华夏自己的各种典籍，也会跟古典拉丁语、迦南语言、亚述文等东西一样成为死文字。

就随便来段先秦古籍上不带标点符号的原句，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都是汉字，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断句？什么意思？而正确的断句是：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意思是帝尧的名字叫放勋，后面是形容他得行美好。这还只是第一句，光围绕这一句的注释就可以写四五页。现今所有的古籍注释，八成以上都依赖清人的整理。

就说几千年历史里，连儒家自己人都没搞清楚的经学，尤其是汉唐盛行的经义，被清人搞清楚了个七七八八。皓首穷经，可不是开玩笑的。而清人为了搞清楚经学，连带着发展了史学，章学诚这种，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他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还有例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今天多少历史学的人写论文从这里面找灵感；版本目录文献之学，文字音韵训诂这种难啃的东西，几成绝学，但最出成果的还是清人，并且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向前，种种迹象显示清人甚至摸到了现代语言学、语义学的边。

而前面提到的先秦诸子学，一般认为就是在清代复兴。《庄子集释》《荀子集解》这些东西，如果说百分之三十是汉魏人的功劳，那么百分之六十是清人的功劳。剩下百分之十是历朝历代学者的功劳……

佛学，被禅宗玩死的佛学也重新起来了，唯识、中观、天台，都回来了，大师兄们都回来了。虽然清人解佛也是错的离谱，但清人是实实在在的从逻辑、实修和文献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宋明理学体系下的明人玩不转的。再举个例子：钱穆，这种被当作“国学大师”的人物，放在清人学术群里最多介于二三流之间。

对比宋明理学，清人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实事求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理学这东西某种程度上已经发展到类似今天的键盘侠与蝗汉之流状况，而且十分宗教化，自元代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参考书目以来，程朱理学一直占据了官方学问的主导地位。理学虽一扫汉唐经学“繁琐啰嗦”“严守师法”的积弊，敢怀疑、敢言先人之不敢言，但也有很多自身的毛病，比如独断和“臆测”，随意删经、改经、释经，以己之意来自行定夺经书中的言语是否为“圣人言”，有不合意处就断定文段“非圣无法”，像朱熹著《孝经刊误》，竟以语脉疑是非圣而认定《孝经》非“经”，是后人的伪作，可见一些理学家以“心”论凡圣，随意到了极点。

再有萌粉引以为傲的阳明心学，虽有着蹈空、超悟的思想倾向。朱子学虽也偏好形而上问题的讨论，但人家至少讲“穷理”“格物”，倡导读书，但心学主“静”，甚至直接束书不观了。在明末清初很多自诩为明遗民的思想家看来，正是晚明士人们遵心学，书也不看了，知识也不学，整天好美婢、好梨园、好娈童，才会导致明末纲纪败亡、道德沦丧，面对女真人的铁骑束手无策。连这些人都否定了大萌的玩意儿

所以在一致反理学的同时，清代学术也自觉压抑了“心学”发展的倾向。对于顾炎武等明遗民来说，心学空谈，那么匡救之法就应该是“务实”，所以大力倡导“实学”，身体力行、东奔西走，考据、经济、历法、天文、算学、农政甚至西学，一个也不落下。

总结就是，汉唐的儒家经典，因吸纳佛经的元素，早在宋朝，就在众多大儒解构下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含意，宋明以来，读书人看到的儒家思想就只是掺杂了佛教思想的程朱理学”，汉唐思想早就没了，甚至在很长的历史中，士子是只看程朱作品，压根不看原典，而明朝随着心学发展，很多人干脆不读书，说话张口就来，而这些人面对明朝灭亡，毫无用处，所以心学到了明末，已经成了亡国之学。

许多汉魏之际、乃至隋唐以来，最锲合华夏原生文化里的关键精华，到了明末几近消失殆尽，比如同为十三经的仪礼公羊，终明一朝几乎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数学，就没几个人会的，墨子韩非子这些东西，早就没人看了。荀子和大戴礼记倒是不怪明朝，宋朝就没人在乎了，不过明朝这几部书的发展环境也没有任何改善。

先秦经典一半名存实亡，汉唐儒学被彻底掩埋，程朱理学明明只是曲解圣人原意（至少汉学家是这样看的）却被奉为正统，阳明心学空谈误国，追求“顿悟”的狂禅大行其道，读书人唯求“顿悟”而不认真学习知识，读书人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客观标准，传统数学、诸子学无人问津.…...

终明一朝，恰恰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末法时代，这点是很多教科书和传统史料中根本不会提的一点。然而公允来说，早在嘉靖后期、万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对心学的批判，而批判的成果之一就是有人认识到了客观标准的价值，开始强调阅读儒家原典。

这种思想随着明朝灭亡，才开始逐渐占据主流，尤其是在顾炎武的推崇下，影响了很多江南士人，直到乾隆初年，才于一位叫惠栋的士人身上完成积累。清王朝统治者早期接触的是理学，对于汉学发展几乎没有认识，乾嘉汉学以一种反主流的姿态登场的，导火索在乾隆九年，惠栋考科举引用汉书内容，被判不符合标准落榜，惠栋一怒之下走上训诂考据的道路，目的……就是最终推翻程朱理学，还原历史上真正的孔孟之道。

而一代代乾嘉汉学的学者反复研究经典的成果，就是证明了大量宋明理学内容，以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俗是不合理的，如:

理学宣传的所谓河图洛书，所谓孔门十六字心传，是后世伪作。理学家宣传的太极理论，和孔孟时代的太极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些就是惠栋和阎若璩等人的成就，表面上看他们的思想上缺乏创新，及一种引领风尚的气度，但他们挖理学墙脚的活可是干了不少，而这些论述也对程朱理学的合理性予以重创，相当于说，程朱理学赖以建立的根基，有一半都塌了，也为新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们考证出了孔孟从未要求人断情绝欲，相反必要的欲求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元素。还有知识的获取，思想的成熟，靠的是知识的不断积累，而非理学乃至心学倡议的“豁然贯通”、“顿悟”、“龙场悟道”等特别唯心的玩意儿。也指出了将女子守节问题绝对化不合理。学习知识并不需要用具体而刻板的形式（反对的即是理学所谓的静坐修身)

尤其是汉唐以来的训诂学，针对的就是春秋战国留下来的儒家经典，虽然可以运用当时的语境语义，但当时还没有宋明理学的“理气心性”那些个问题的存在，所以他们不会讨论这些泛宇宙本源的问题。宋明以来对于“理气心性”这些问题有了更多探索，但他们的基础却是依赖佛教解释，他们自己都分不清。

所以到了戴震、阮元等人的思想发展，却通过汉唐儒学的字面解释，对宋明理学中产生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同时，这种阐释，其实多数是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对欲的释放，对抽象理的淡化，对知识的重视，都有利于后续发展，而且……..他们的说法完全都有古人解释背书，这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冲垮反对者阵营的。

客观来说，乾嘉汉学将几乎已经被湮没的大量儒家经典、古代著作重新发掘出来，名为复古，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怡如文艺复兴时代，对罗马法的复兴，最终影响了欧陆民法体系，才有了近现代民法基础，也是这个道理，没有大批法学家认真研究一千年前的古罗马法，哪有后来的民法体系？不过，这些法学家的研究，相信在某些人看来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跟赢学不搭

而乾嘉汉学发展到乾末嘉初，同样在古籍考据的基础上得到了巨大拓展，引领了诸子百家学问的复兴：如汪中就曾为墨子作注，实际上间接推广了墨学，又有孙星衍，精研法学，据说曾一度有志于作一部清律疏议，可惜没成功（但孙星衍推崇唐律，至少对身边的人会有一些影响），再加上阮元、谢启昆等地理专家投入嘉庆时代的地方志修撰，体现了全新的地理学研究成果。数学天文学的发展，自朱重八把这些东西搞成父子传承的私户学问后，重新得出发展。龚自珍总结在惠戴钱江以下汉学名儒后，也认为用汉学这个名词称呼清中叶这一批大儒不合理，乾嘉这批人应该叫“乾嘉清学”才对。

抽空就先写这么多，上述还只是清朝庞大学术体系与思想变革的冰山一角

增补内容见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