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踩烂了，明朝吹上天

二十多年前，《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接连播出，那是一个清宫剧盛行的年代。打开电视，到处都是清装辫子，唐国强的雍正、陈道明的康熙、斯琴高娃的孝庄，每一个都演得光彩照人。那时的我，也像许多人一样，在荧幕面前被一种莫名的“明君情节”征服，甚至觉得片尾曲里那句“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听得豪气冲天。那时的我深信：如果能遇上一位勤政有为的君主，天下就能太平，黎民就能安稳。

直到后来读书，明白了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深意，才真正认识到“秦制”的政治学逻辑，也因此重新理解那句“我还想再活五百年”隐藏的寒意：一个人若真能再活五百年，那意味着无数代人的自由、尊严和命运，都得继续握在他的手里。“豪迈”背后是臣民，而臣民无一例外都将被扣上枷锁。

但舆论风向从不会保持一致。近几年，大汉族主义勃兴，清朝被踩得低到尘埃，而明朝又被夸上了天。朱元璋的粗鄙被美化成朴素，明朝国力的衰微被编织成富庶繁华，西方科技都成了《永乐大典》的衍生物，甚至连小说《红楼梦》也被硬说成反清复明的政治宣言。各种奇谈，不一而足。幸亏读过吴晗、黄仁宇、樊树志这些真正做过学术的人，否则还真容易被这些网络叙事牵着鼻子走，以为屏幕和视频里呈现的就是历史的真貌。

事实上，二十多年前的我还会为帝王忧心。如今回头看，却只剩下彻底的祛魅。他们勤政也好，怠政也罢；雄才大略也罢，昏庸无能也好，本质都没有两样——都是为“一人之私”绞尽脑汁。他们高举三尺剑，说是化家为国，实际上不过是为自己和子孙创业。他们在外敌面前割地求和，说是“丧权辱国”，可那“权”是他们的，“国”也是他们的，对普通人并无二致。一个人失去的，不过是个人的权威；百姓却被要求把这件事当成民族的伤口。帝王的得失，却以百姓的情绪作陪葬。

因此无论是当年被荧幕塑造得近乎完人的康熙、雍正，还是如今被吹成“民族脊梁”的朱元璋，他们的共同点不是圣明，而是身份：都是龙椅上的牧羊人，而天下百姓皆为羊群。区别只在于鞭子的软硬，薅羊毛的轻重，而不是是否真的把羊当人。

黄宗羲在《原君》中对这种政治结构有过最震撼的描述，他写秦制下的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不是针对某一位皇帝，而是对整个君主制度的结构性批判：权力集中到极点时，人的道德无论如何高尚，都挡不住制度对公共利益的吞噬。

如果现在还在与帝王共情，还在幻想某个皇帝可以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那实际上已经在心理上“复活了皇帝”。这不是对历史的误解，而是把本应属于现代公民的责任重新交给了君主，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认贼作父”。无论皇帝是否勤政、是否有文化、是否节俭，那些都不构成赞美的理由，因为道德从来无法抵消结构的不正义。

至于历史上若非要在奴隶主之间选“好一点的”，清代皇帝大体的素质确实普遍高于明代，政治能力也更强，国家机器的扩张能力也更强。但这些都与“是否值得歌颂”毫无关系。奴隶主的优劣无法定义文明的高度，牧羊人的勤奋也不能改变羊的命运。

真正与今日中国相关的，不是明清两朝孰优孰劣，而是我们能否在心灵上真正告别皇帝。公民社会不是制度文本写成的，而是由心态塑成的。如果心中仍然渴望一个“明君”，这意味着我们仍未成为现代意义的公民，仍然寄望于他人来管理命运，仍然以臣民的方式理解政治。

要走向真正的现代社会，需要的不是什么新皇帝，而是新的心态。拒绝皇帝，才可能建立公民；拒绝明君情节，才可能承担公共责任；不再认贼作父，才可能真正理解自由为何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