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本，现代人有明确的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并且往往认为，公共的难免会带有宣传成分，而私人的则比较真实；但古人可能并不会这么认为，一位十字军将领写给留在欧洲的妻子的信，不能认为是纯私人的，他几乎可以确信，妻子一定会在领地和她的社交圈公告、宣读；同样的，西班牙国王肯定知道他写给本国驻他国大使的信，会被大使出示给他国君主或其他人员，以增强其谈判的说服力。

因此必须避免用现代观念去简单套用古人的行为和文本。在前现代社会，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流动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十字军将领写信给妻子，固然有情感交流，但他知道这封信也是向封臣、亲属传递战况与自身形象的载体。妻子在领地公开宣读，既是一种信息传播，也是维持家族威望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同理，国王给大臣的信，虽然形式上是指示下属，但其文本从起草时就被设计为可能被展示给对方看，甚至某些段落就是专门写给第三方看的——这是一种外交表演。即使事先强调保密，也一定会备份、存档，塑造其政策和形象。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大多数文字记录（包括日记、账本、信件）都可能被预设会有读者，哪怕只是家族后代。比如西塞罗的书信，虽是私人交流，但他很清楚这些信件可能被传抄、保存，因而会在其中塑造自己的公共形象。个人声誉、家族荣誉与公共身份紧密绑定，所以即便是“私人”文字，也常带有对公众预期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