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特科# （Ai生成的视频确实不太行，后面就用文字了）
最后的特科（1）

徐强他们分散隐蔽没过多久，1936年初，交通员张子华突然出现了。

他居然在租界的亭子间里，找到了隐蔽在那里的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又找来董健吾，把他们三人召到福州路吴宫旅社开会。

张子华提出，我们必须尽快与陕北中央接上联系。张子华只是一个21岁的交通员。他为什么突然出现，并且提出尽快与陕北中央接上联系？张子华没说。

实际上，张子华是遇到了一件大事。

1935年11月1日，爱国志士孙凤鸣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刺杀汪精卫；12月9日，北平爆发“12.9运动”；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及其策略方针。

此时，甚至最反共的陈立夫也向蒋介石提出了与中共接洽谈判共同抗日的问题。

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决定就国共合作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

1935年12月，蒋介石指示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先后与王明、潘汉年接触，最后王明答复邓文仪：这个问题，你们必须与国内的中共中央商谈。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通过陈立夫寻找地下党。

本来，陈立夫的中统是寻找地下党的一把好手，可是到这时候中共地下党已经杀的杀、抓的抓、藏的藏，中统确实是很难找到地下党了。

陈立夫想来想去，把寻找共产党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得力干将曾养甫。

而曾养甫是CC系里搞基建的，当时正在指挥修建钱塘江大桥，他哪里会认识地下党？

曾养甫也想来想去，想到了他的下属谌小岑。这个谌小岑“五四”时期就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还曾参加过共产党，尽管后来脱党，但总会有点关系吧？

其实，当时地下党被破坏成那样，谌小岑哪能与地下党有联系呢？

谌小岑也挖空心思地想，终于也想起一个人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

1932年，谌小岑与左恭一块儿办过《生力》杂志，觉得这人有点儿“左”，八成跟共党有联系。

于是谌小岑就去找左恭，一谈之下，左恭立即知道，事关重大！

其实，左恭真就是个中共秘密党员，由特科负责人通过交通员与他单线联系。而联系他的交通员，就是张子华。

当时，白区地下党损失达到90%以上，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临时中央等各级党组织都不存在了。

所以，当左恭将这个国民党高层要与我党谈判的消息告知张子华时，就需要年仅21岁的张子华自己做出决定和实施行动了！

21岁的张子华非常成熟，他以根本不存在的“中共长江局”代表的名义，化名“黄汉”与谌小岑进行会谈。

1935年12月，在上海四马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与张子华会面了。
谌小岑回忆说：
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黄君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

因此，张子华才会紧急寻找徐强和董健吾开会，提出尽快去陕北与党中央联系。

找党中央接关系，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所以大家也没问就决定，去陕北找党中央。请孙夫人宋庆龄帮助解决：第一，路费；第二，通行证。

因为董健吾是特科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所以此事就由董健吾去办。没想到的是，会议之后，董健吾就接到宋庆龄的口信，约他尽快见面。

宋庆龄见到董健吾，就交给他一封信，说这是国民党高层给中共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宋庆龄还给他准备了路费和孔祥熙签发的财政部税务专员通行证。并且嘱咐他，到了西安，如果去陕北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忙。

事关重大，董健吾立即找到徐强等人汇报情况，决定即日出发。

这时，张子华说：我护送你去。

就算到了这时候，张子华也没说他自己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