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底，我刚到上海，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是 2500 元。
而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已经拿到了三十万左右的年薪。差距之大，我心里非常清楚，但我没有丝毫的嫉妒和不平。

到 2008 年时，我一直在租房、搬家，工作不停切换，孩子上正在幼儿园后面要读小学。在上海长期居无定所，那种漂泊感会让人本能地不安。于是决定买房。可真正下定决心时，我发现自己身无分文。最终向两位同学凑了 15 万，把建行分配的房子7万卖了，东拼西凑才勉强付了首付。

工作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任何积蓄。并非没有收入，除了收入低以外，我把有限的收入几乎都投入到学习中：培训、进修、读研、国学班后来的中欧商学院等等。我从未认真考虑过“存钱”这件事，一方面确实收入有限，另一方面，我更在意长期能力的积累。

在工作中，我习惯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许多本可以报销的支出，我往往自己承担了。这不是刻意表现，而是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本能。

2008 年，我的第一次创业，引导一位杭州老板在上海开了第一家中医馆，自己做了总经理。考虑公司资金紧张、风险不小，为了节约成本，我个人社保没有缴纳，但每个员工都足额实付。后来我意识到，这位老板口头上热爱文化，热爱中医，内心真正追求的仍是金钱最大化，我们并非一路人。于是我选择辞职，向老板提出承诺的股份不要了，我自己只要求补齐社保，并把我请进来的曾经承诺的专家股份兑现。对方兑现了专家的股份，对我个人问题没有任何回应，我也没有再纠缠。再后来，这位老板遭员工投诉，一度以为是我，我对他说：虽然你人不咋地，但你也帮了我，我很感激你。我现在很忙，既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的一位曾经的患者朋友给了我 700 万元。我带着这笔钱去了南京，开了第一家医馆。

2010 年以后，将近十多年时间，我的月薪一直是 2 万元。初期考虑资金紧张的问题甚至没有交社保，再回到上海后才逐步补缴。而在同一时期，公司对员工的社保与薪酬始终严格履约。直到近两年，公司经营趋稳且渐长、股东已陆续全部退出，我的薪资结构才做出调整。

有人会说，公司是你的，薪水高低无所谓。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除必要的学习和工作支出由公司承担外，我并没有多拿一分钱。在此过程中，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者投资人随时都可能清算或者卖掉公司，而我可能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因为，我们投资协议里有对赌条款。

创业过程中，也有股东怀疑我长期低薪必然“另有所得”，比如在采购、装修中拿回扣，甚至因此在董事会发生过激烈冲突。正是那些冲突，让对方真正意识到，我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类人。董事会里流传已久的关于我的各种揣测，才逐渐消失。

还有一次宴席上，一位行业的大师直言：“你工资这么低，公司一定留不住人才。”
我当场回应：“如果员工普遍低薪，那一定没有人才。”
接着我补充道：“但我的高管薪资，普遍超过我，个别人收入已达到百万级（这里不包括医生）。我的判断是，一家机构能否真正成功，关键在于员工收入是否长期高于市场，并最终超过外资医院。这是我选择的第一条路。”

我始终认为，中医今日之式微，并非一代人可以扭转。但既然热爱，就必须多一点奉献，少一点索取。这是每一个真正热爱者绕不开的责任。

那十多年里，我每月两万的收入，三千给女儿教育，八千给家用，三千赡养父母，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零花钱。因此，十多年始终住在 2008 年买的那套71平米的房子里。

直到今年，才因女儿回国、她也长大了，我们才换了更大的房子——依然是租的。女儿说她并不需要大房子，更不需要昂贵的礼物，她在金钱和物质上有点像我，我暗自庆幸。

有些路，本就不是为炫耀而走的。
只是走着走着，时间替你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