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说个有意思的事。清朝乾隆时期编纂《通鉴辑览》、《明会要》时，乾隆帝特地指示：“福王偏立江左，尚可比宋代建炎之例，故存其统系，必俟次年芜湖被执，始书明亡。唐、桂二王与宋之昰、昺相同，未可概从僭伪之例。”而建国后则以1644年为明亡的年代，《现代汉语词典》后面所附中国历史朝代表，有南宋末年漂流海上的端宗（景炎）、帝昺（祥兴）二帝，却无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允悲][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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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日，上谕曰：

前据各省查送应毁书籍内，有朱璘《明纪辑略》一种。朕详加披阅，其中叙及明季事实，俱称本朝为“大清”，并恭载我太祖高皇帝庙号，其词尚属敬顺，并无诞妄不经字句，可无庸毁禁。外省所以一体查缴者，祗缘从前浙江省因此书附记明末三王年号，奏请销毁，曾经允行。嗣因评纂《通鉴辑览》，儒臣于本朝定鼎后即削去福王事实。朕以历朝嬗代之际，进退、予夺关系万世至公，必须斟酌持平权衡，始能允协。若前代偏私曲徇之陋习，朕实不以为然。如明之末造，李自成既陷京师，江左遗臣相与迎立福王，图存宗社。其时江山半璧，疆域可凭。使福王果能立国自强，则一线绵延，未尝不可比于宋高宗之建炎南渡。特因其荒淫孱弱，君若臣相率为燕雀之处堂，寻至自贻颠覆；而偏安之规模未失，不可遽以国亡之例绝之。特命于甲申以后附记福王年号，仍从《分注》之例，而提纲则书“明”字以别之；直至芜湖被执，始大书“明亡”。并于披阅时，一一详阐其说。盖所以折衷至是，务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以垂示天下后世也。

至于唐王、桂王，遁迹闽、滇，苟延残喘，不复成其为国；正与宋末昰、昺二王之流离海岛者相类，自不得等于福王之例。是以《辑览》内，未经载入。但思二王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窃者不同，本非伪托；且其始末虽无足道，而称尊擅号首尾十有馀年，事迹亦多有可考。与其听不知者私相传述，转致失实无稽；又何如为之约举大凡，俾知当日边隅偷息，不过若是之穷蹙无成，更可以正传闻之异。

又若其下诸臣，当时因其旅拒王师，率多以“伪官”为目。然其间如白文选、李定国等本献贼义子，反侧无常，彼在明已合称“贼”、称“伪”，自当准《春秋》书“盗”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横行，把持国是者，亦为无足齿录。若其他各为其主守节不屈，以致陨首捐躯者，实不一而定，较宋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虽开创之初，兵威迅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而诸人琐尾间关，有死无二，在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实为无愧。迄今日久论定，朕方深为嘉予，不欲令其湮没无传。即使载笔有体，亦不妨于事涉二王者书之为彼，以稍存内外之别。而其臣则书为“某王某官之某”，概不必斥之为“伪”也。

著交四库全书馆总裁，将唐、桂二王本末撮叙梗概，并将当时死事诸臣姓名事迹逐一登载，诠次成帙，具稿进呈；候朕裁定后，即刊附《通鉴辑览》之末。俾论史者正名核实，共知朕大中至正、无一毫偏倚之私；而表微阐幽，益称朕宏奖节义之意。所有《明纪辑略》一书，不必禁毁；并将此通谕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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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关于承认南明三帝政权合法性的这段论述，比较有意思。按照他的意思，以王朝正统标准，明亡于1645年（弘光元年）而非1644年（崇祯十七年）；若参照南宋景炎、祥兴二帝标准，则南明亡于1662年（永历帝崩）[思考]南明守节不屈、为国捐躯的诸官，被乾隆帝视为文天祥、陆秀夫式的忠臣，命令在史书中不得称之为“伪官”[笑cry]

而解放后的官方历史著述、历史教科书，包括《现代汉语词典》所附中国历史朝代表，都以1644年为明亡年份。个人猜测，这种划分有可能是跟南明政权的南京偏安→福州再创→广州争立→西南播迁→最终退守台湾这个历史的敏感性有关。如果也像乾隆那样，承认南明政权为明祚的正统及延续，则容易被引申到1949年之后的台湾蒋氏所谓“正统”问题[思考]还有一个是关系到1644年李自成大顺政权灭明的合法性/正统性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认为明朝灭亡于1644年，是为了坚持阶级叙事立场，坚持承认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义性[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