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是如何从蛮夷融入华夏的

在中国实现政治大一统之前，楚国是最具代表性的蛮族。虽然楚国也是接受周王室分封的诸侯，但一直游离于中原的分封体系之外，在政治和文化上都自成一家，也长期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这些年总有些人，别有用心地抬高楚国楚文化，甚至把楚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进取相提并论，认为楚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是被万恶的秦制扼杀了。不少人讨论历史很想当然，总觉得有更先进的历史线存在，只是被强大的坏人掐灭了。然而任何历史趋势，如果非常容易就被掐灭，那它本身其实并无太多竞争力，而真正代表前进方向的历史趋势，不是几个坏人就能成功阻止的，相反试图阻止它的人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秦灭楚，唯一解释就是秦制比楚制更符合历史进步的趋势。况且真实情况是没有什么楚制，楚国到了战国时期，它的生存逻辑已经和中原诸侯国完全一样了。楚国只在语言和文化上还保留一些自己的特色，其他各方面已经完全同化进华夏民族了，你今天会把湖北湖南人当异族看待吗？他们除了讲话冲点，已经是最普通的中国人形象了。

楚国的历史很长，但他们作为蛮夷的时间并不长，从春秋开始，它就已经成为和中原诸侯国一样的农耕国家了，到了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了。楚和秦的战争从来不是民族战争，事实是楚秦在战国时期长时间保持上层联姻，两国王族在血统上早就不分彼此了。而作为楚人反秦的刘邦，他老家其实是徐州沛县，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原的核心区域，和南楚水乡完全不是一个画风，除了楚国在那里建立了行政统治，这个地方和楚文化基本没半毛钱关系，把刘邦沛县集团视为楚人对秦复仇，这是一种现代人将民族性强加给古人的想当然。这也解释了刘邦进了关中后，不仅没有报复秦人，还将旧秦地的官吏将士统统吸纳进他的部队，使秦国在汉室身上复活。因为这帮所谓楚人和秦和中原没啥不可调和的矛盾，语言相近文字相近生活方式也都是种地，没有日子过不到一个碗里这一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楚国选择了农耕作为生产方式，而选择农耕，也不是因为楚国先民喜欢种地，而是不得不选。楚国初创时期，的确不服气周王室统治，也不好好上贡，但彼时的周朝，分封制体系还很稳固，中原地区在井田制下已经有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和金属冶炼，你不服的话，周天子就有能力发动手里的资源治你。周朝的分封和宗法体系，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天子能够调动天下的资源，用来抵御蛮族入侵和自然灾害，这套体系对于周边以游牧渔猎为生的蛮夷，可谓降维打击，你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去抢人多兵多粮多的大户，打群架时人家能摇来一大群人跟你打。你就算偶尔能打赢几次，能利用自己山川水网的复杂击退对方，可长期看毫无胜算。楚国如果和百越部落一样一直渔猎为生，那他们压根没有参与中原历史的可能，存在感和中国历史上只留下名字和大致分布区域的蛮族没有什么区别。

有争霸野心的政权，就必须搞农业促生产，养活起足够的人口，有了人而且养得起人，才会产生更复杂的手工业，国家才有批量生产兵器和生产工具的能力，有人有装备，这才有和中原政权争霸的资格。光靠游牧和渔猎，人口数量压根不会膨胀到高水平，而人口数量达到高水平的话，就更不可能放弃农耕转头选择别的生产方式。所以农耕和游牧渔猎，从来不是对立的路线问题，而是只要选了农耕，就不可能走回头路，而不选农耕的部落，要么是头铁，要么是根本没有进行农业生产的条件，基本不存在两种生产方式都体验过，大家觉得还是游牧打猎好，主动选回游牧渔猎的情况。也许主观上对某种生活方式还有向往，但客观上是没有办法回头的，选择种地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春秋时期，楚国开始产生强烈的北上争霸欲望，正是和冶炼技术发展，农业开垦和生产的效率提升有密切关联。一方面南方大量土地被开垦，粮食产量提升，让楚国开始聚集可以对抗中原的资本，另一方面，快速增长的人口也使楚国对土地的需求日渐强烈，尤其是需要中原成熟肥沃的已开发耕地。这就使楚国在军事上不断对北方施压，并且吞并相邻的小诸侯国，疆域迅速膨胀为诸侯之首。楚国发迹是在荆襄洞庭湖一带，但主要农耕区是在广阔的淮北平原，这里完全属于中原文化区，而楚国后续的战略方向一直是向北，说明楚国在国策层面的决策思维已经和中原诸侯没有区别。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方式一致，语言大致一致，文化上只在奴隶主层面有所不一致，这样的文明和中原文明共存，时间久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前面的文章里，反复强调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季风气候的不稳定，这导致三十年如一日的超稳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刻板的观念里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超稳定的，但这是长期大一统的结果，没有一整个全国性的配套治理体系，这种稳定其实是种奢望。那么在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互相自由竞争时，就会出现人口的被迫流动，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那么如果中原遭灾楚国无事，老百姓没有理由不逃荒到楚国，而楚国遭灾中原无事，楚国老百姓也会往中原逃荒。只要是种地的地方，那就是老百姓可以去的地方，这种人口流动的范围是遍及大陆所有农耕区域的，只有草原和山林才是农民的禁地。那么国家的不同只是当权者的区别，民间人口的流动是完全自由的，即使农民以安土重迁为本能，但遇到荒年也不得不向邻国甚至敌国移动，久而久之整个华夏农耕区，民间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区别就很有限，心理上更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你我之别。

更现实的问题是，大争之世，一国有灾，别国往往会乘人之危，很多小诸侯国都是这样被吞并的。小国寡民平时还有一定生存概率，但一到灾年就过不下去，要么等着被大国吞并，要么就直接投靠大国求保护。这就导致多国并立的局面是难以维持的，夏代传说是万国，其实就是一个个小部落，商代就剩千国了，部落之间一直在互相吞并整合，到了周就分封了三百多国，春秋时期分封体制瓦解，列国间继续互相吞并，逐渐形成晋楚齐几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楚国在发展过程中，吞并了一堆地理位置靠南的小国，中原的郑国陈国等传统诸侯也寻求楚国保护，在政治上，楚国也已经成为了中原秩序的一部分，楚国也在外交和文化层面和中原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楚国自己也有倒霉的时候，自己遭灾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中原各国把自己撕了，所以也必须主动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平时搞搞联姻，有人落难也要帮帮忙，毕竟武力不能永远解决问题，不能只考虑自己强的时候如何毁天灭地，也得想想遇到麻烦和瓶颈时自己能不能安全渡过难关。春秋末期这种长期与中原保持外交关系的努力就起了作用，伍子胥率领吴军击穿了大半个楚国，楚臣申包胥跪在秦国宫室门前痛哭，终于借来了秦军帮楚国赶走吴军复国。秦军愿意出兵可不是仰慕楚文化，而是因为楚国已经融入了华夏这套文明体系里。所以楚国在政治上愈发和中原各国融为一体，上层的外交互动也让楚蛮与中原在政治体制和组织结构上愈发趋同，楚国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内在上已经和中原诸侯国没有区别了。无论天下统一于秦还是统一于楚，都是华夏民族而已，不会出现“吾其被发左衽矣”的局面。

从楚国这个例子上，就能看出农耕文明的威力，我们都说中华文明整合力强，整合力的来源不是汉服不是文言文不是夷狄看我们觉得高大上，而是我们的生产方式。古代社会，生产力和战斗力的最主要来源都是人，能养得起多少壮劳力，就意味着聚集了多少能量，而扎根土地的农业生产就是让人口最大化并能实现再生产的最有效手段。对于中原之外的蛮夷，要么一直保持渔猎和游牧，这种部落的规模做不大，而且很容易被人更多的农耕部落暴揍，会让中原人短期头疼下但不会有持续竞争力。要知道中原人搞种植业，并且每一代人都在努力集权往大一统方向发展，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集中资源抵御风险，尤其是蛮族入侵的风险。要么就自己开发并侵占耕地，把自己的种植业搞起来，让自己具备自主生产粮食和人口的能力。但一旦选择走农耕道路，自己这个部族的主体性慢慢就被磨没了，会在与其他地区的冲突和交流中不断被同化。那么我保持本族的特色，一直采取对抗姿态怎么样？这样做的话，自己这个共同体就会面临空前压力，自己要养农耕业催生出来的大量人口，但要独自挺过荒年和外敌对生存的威胁，这很可能导致政权的快速崩溃。即使政府层面不愿与他国缓和关系，一旦面临危机时老百姓还是会主动向有粮食的敌国迁徙的，上层维持了个寂寞，秦统一六国，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战国末年各国普遍遭受自然灾害，只有秦国有足够的粮食可以渡过难关，吸引了大量六国难民投靠秦国，这时候什么畏惧秦制鄙夷秦人都不好使了。

所以要么被动融入，要么主动融入，只要是种地的早晚都是一家人，中华这片土地上，会有短期分立的多个政权，但不会出现长期对立的多个文明。古人的意识里，没有国与国文明与文明的对立，只有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天下”的观念，它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大家都是一家人，只有加入了农耕文明大一统体系和未加入体系的区别。对于稳定和和平的天生需求，使得地球上没有天生的蛮族，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再野蛮的族群都可以当文明人。这个其实相当反直觉，中华的农耕生产方式，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内在的不稳定导致了人口的流动性，这反而导致了不同地域间生活方式的逐渐趋同，整个文明逐渐融为一体，内部由于分歧渐少而趋于稳定。而欧美印度由于气候常年稳定，各地的生产生活都有稳定预期，所以老百姓不易产生大规模跨地域迁徙行为，久而久之各地农业产出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形成了独立的语言和文化共同体，不同共同体之间很难互相融入，对抗不断增多，反而导致一个大陆内部秩序相当不稳定了。而另一方面各地之间都需要交换物资以弥补本地产出的单一性，因此催生了发达的商业，反倒显得有一部分人很敢闯很活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