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精英女性到达目前的地位，路上大约是得到一些精英男性的帮助，但她们没有学会男人过河拆桥的本事，于是就会不自觉地为精英男性做工具人。而这样的女性，很容易辨识。

一个多月前，我去听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Claudia Goldin的讲座，Goldin专注研究性别不平等。她的讲座介绍了美国1930-2020年之间，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人，对女性就业权态度的改变，全部基于民调数据分析。这些数据显示，年轻女性是变革（也就是主张女性平等就业、同工同酬）的最先拥趸，然后是年轻男性和老年女性，最反对变革的当然是老年男性。
这个数据也显示了一个不幸的现实，那就是很多老年女性一开始没有跟年轻女性站在一起，而是反对女性走出家门就业的，直到年轻男性开始转变态度，她们才敢去拥抱变革。

之后问答环节里，我问了两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1. 为什么到现在经济学界还在用“labor participation”（劳动参与率）来描述女性的就业情况，而不是改用“job participation”（有偿职业参与率）这个更准确的词？事实上，女性一直在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劳动，她们只是没有得到报酬，而不是没有劳动。
2.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如果她能制定未来的政策，她觉得我们可以如何改变女性无偿劳动的不公现状？

让我非常吃惊的是，Goldin对我的提问极为不耐烦，好几次打断我，说“是的是的，这个问题很古老”，但她展现出的态度不是“的确很难解决”，而是“没有必要讨论了”。对于我的第二个问题，她直接甩锅：“我从不来不做政策建议”。然后就完事儿了，把我的问题直接给扔到了地上。

就是这种态度，我在学院里的确见了不少。做性别不平等的经济学研究，仅仅是为了写论文，获奖，对现实中的女性境遇没有什么兴趣去参与改变。

上一周，我看到哥伦比亚政府开始在首都波哥大开始一种新的尝试，仔细统计女性的免费家务劳动，并组成一种互助体系，让女性可以以自己的免费劳动获得其他劳动者的免费劳动，作为回报。这个尝试很简单，其实就是母权社会“礼物经济”的变体，真是令人惊叹。提出这种政策建议，这本来就应该是经济学家们做的事情，早就该做了，提出一个建议，哪里有那么难呢？除非是怕得罪了身边或者上头的男人，或者自己就没有重视女性的免费劳动这个问题。

然后刚看到一段我不了解的历史，跟Goldin相关：200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Larry Summers公开宣称女性在科学领域不如男性，是因为先天差异，这种开倒车的性别歧视论导致群情激愤，Summers迫于舆情最终辞职。
而当时，力挺Summers的两位哈佛学者中，一位就是Claudia Goldin，她甚至不是为Summers道歉或者辩解，而是说他的讲演“精彩绝伦”。

忽然间就什么都说得通了。Goldin在那一刻，其实也就跟她统计数据里的老年女性一样，被框在了可悲的男权视角里。

写这篇不是为了讨伐精英女性，毕竟最该骂的还是男人，然而希望年轻一代女性能看到这些复杂的案例，尽力避免掉进同样的坑，不做职业中的pick me women，努力参与到现实的争取女性集体权益中来。毕竟一个人的胜利和成功是有限的，而女性的最终解放，只能是集体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