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晨风一吹，几片叶子簌簌落下。我拎着行李，踩过这些落叶，走向停在院子外的小车。临出大门时，习惯性地回头看一眼——母亲依然坐在那个靠窗的老藤椅里，歪着头，透过蒙着薄薄灰尘的玻璃，目光一直追随着我。

她今天出奇地安静。要是在从前，不，哪怕只是五年前，她会一直送我到村口，站在那棵皂角树下，直到车子转弯消失在山后。现在，她只能坐在那里，像一尊被时光凝固的雕像，唯一有生气的，是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曾经明亮如星，现在浑浊如雾，却依然执拗地穿过玻璃，想要把儿子看个够。

想起我刚到家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母亲房间时，她正低头打盹，弟弟正在一旁守护着。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愣了好一会儿，仿佛在从记忆的深海打捞什么。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沙哑却清晰：

“你吃饭了吗？”

“吃了。”我蹲下身。

“在哪里吃的？”

“在回家的路上。”

我忍不住问：“你知道我是谁就问我吃了没有？”

母亲瘪了瘪嘴，那表情委屈得像个孩子：“你是我儿子。”

她忘了自己的年龄，这个秘密是姐姐悄悄告诉我的。每年问她多大，她都说“八十了”，这样说了二十年。她的记忆像一本被水浸过的相册，很多画面模糊了，黏在一起，分不清年代。但是我的小名，她没有忘记过。

我试探地问：“妈，我生日是哪天？”

她不假思索，像背诗一样流畅地报出那个日子，精确到农历几月初几。仿佛那条信息被镌刻在了记忆最深处，永不褪色。

我发动车子，缓缓驶离老屋。后视镜里，那个窗口越来越小，窗后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二百公里的路，足够我想起许多往事。

其中一件，姐姐在很多年后才告诉我。

那年我十岁，得了急性肝炎，医生说要吃猪肝补血。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物资紧缺，猪肉都难得，更别说猪肝了。母亲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跑遍了县城所有的供销社和黑市，求了很多人，还是空手而归。姐姐说，母亲回到家，把门关上，背对着当时躺在床上的我，肩膀颤抖着，压抑地哭了。那是我记忆中永远强大、永远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母亲，唯一一次被姐姐撞见的崩溃。

车子驶上高速公路，老屋所在的村庄彻底消失在群山背后。我想起母亲窗前的那个身影，想起她二十年来不曾增加的“八十岁”，想起她脱口而出的我的生日，想起那碗从未买到的猪肝，和那场我未曾目睹的眼泪。

原来，母亲的爱从未衰退，从未健忘。她只是把越来越多的自己遗忘，好空出更多的地方，装下关于我们的点点滴滴。

今年已经多少次回到家乡，我已经记不清了。妈妈不肯和我来城市生活，一直和弟弟姐姐生活在一起。她说她更喜欢乡村，说爸爸长眠在这里，她不能离开这片土地。

二百公里外是我的工作和生活，二百公里这头是坐在窗前目送我离开的母亲。这次回来，她站不起来了，走不动了，记忆也模糊了，可她的目光依然能穿过玻璃，穿过山水，一直落在我身上。

后视镜里，朝阳正从东方的山峦升起。我忽然明白，无论我开多远，都走不出母亲那扇窗后的目光。她的爱，早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我铺好了回家的路。【小头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