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看大清宣传之高明

陈琳《为袁绍讨曹操檄》、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读来酣畅淋漓，但对两位作者来说，下笔不难，因为袁绍、徐敬业有讨贼勤王的大义名分，曹操、武曌劣迹斑斑。

相比之下，李雯接到的活儿就极难下笔。占领北京的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让他代笔，写信劝降在南方的大明兵部尚书史可法。

这封信难在哪儿呢？北京是大明的首都，大清鸠占鹊巢，语言、衣冠迥异。崇祯帝虽然殉国，但其堂兄福王在南京继承大统（即弘光帝），名正言顺。劝降理不直气不壮，如果只是诱以高官厚禄，就庸俗了。

李雯不愧是大笔杆子，出手不凡，占领了道义至高点：“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李雯的逻辑是：崇祯帝殉国，标志着大明已灭亡；大明是亡于李自成的，而大清是帮大明复仇雪耻的；现在大清才是正统政权，弘光帝是伪皇帝；弘光帝必须取消帝号，否则便是篡逆；史可法必须投降，否则便是忘恩负义。

其实，首都被占，皇帝殉国，并不意味着政权灭亡。崇祯帝确实是李自成逼死的，但是大明的支柱——精锐的边军大部分是被大清（后金）歼灭的；崇祯帝的太子及其他皇子或死或失踪，福王在血缘上最亲，继位合乎大明礼法。

李雯有几段笔法极巧妙。

“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

责以春秋大义，不容辩驳。南方君臣远隔千里，讨贼不力，必须认错、感恩。写“金陵”而不写“南京”，也是贬低。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

这句“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挺幽默的：在此之前，清（金）军多次入关扫荡华北，烧杀抢掠，甚至杀了几位大明藩王，这怎么是“小嫌”呢？

称崇祯帝为“怀宗”，感觉也是阴阳，毕竟崇祯帝吊死在大槐树上。

对大明宗室，大清名义上优待，实际上斩草除根。手法也很高明：你说你是大明宗室，我说你是假冒。那我杀你，就不是杀大明宗室。

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史可法的，实际上是写给已投降、未投降的明臣的，降低其背主求荣的负罪感。

必须说，这封信很高明，甚至影响了后来者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