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述中古史胡汉之分别，认为在于文化不在于种族。

在1939年冬至1940年撰写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

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

同年，在具体考证《魏书》中的江东民族时，他又一次申述此论，“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详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兹论南朝民族问题，犹斯旨也”。

1944年，他又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中重加申述：“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以上所引，虽然都是就事论事式的论断，但仍可视为通观之论。

陈寅恪多次说明，“种族与文化”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比如在研究唐代的藩镇问题时，“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陈寅恪论著中所用的“种族”与“民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用法；如果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应该换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