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想掺乎这个议题的，但是看到自己的群里面也在讨论了，就说一些背景资料吧。

先说一下，文化上的儒家文化圈，也就是常说的中华文化，目前涵盖的区域，主要是中国大陆的汉族为主的居住地，以及被汉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居住地。然后就是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越南，以及东南亚的华人聚集区。

最近掀起的一波主要是聚焦1644年清军入关，但是其实更早一个事件，是1279年的崖山海战，南宋的灭亡。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和归结，就产生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叫做崖山以后无中华。

崖山事件对宋朝遗民的儒家士大夫的冲击，不仅是改朝换代，而是儒家的道统是否也灭亡了。士大夫们选择的路子，大致有三条，一条是文天祥这种殉道，还有一条是拒仕，就是拒绝接受元朝政权的邀请出任官职，另外一条是放逐，就是在文化上放弃了传统士大夫的行为，选择参与了市井小民的生活，比如不再有唐诗宋词，而是去写表演的元曲，以及小说等文艺作品的开始。这里就是开启了政统亡，道统是存还是亡的思辨。

虽然在元统治下，士大夫的地位大幅度下降（特别是晚唐节度使藩镇做大之后，宋朝的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完善，让士大夫政治地位登顶），但是朝廷后来也开始尊孔，并且后来也恢复了科举，出于现实的原因，大部分儒家士大夫也选择和蒙古朝廷妥协。

而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在奈良以及平安时期，唐宋中华被视为文明的源头，因此1279年的崖山，不是被视为邻国的灭亡，而是视为文明权威的坠落。而在文永和弘安两次蒙古征伐日本，更加深了对元朝的夷狄武力征服者的印象。这个时候，在日本出现的还不是理论，更像是潜意识里的直觉判断，就是中华（文明中心）已经不在中原。
但是等到元末大起义，喊出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在明的认知里，元是夷狄政权，明是中华复兴。所以之前是政统亡，但是道统仍存，明朝是恢复了政统。

当然这之后，才是1644年的变故。记得当时顾炎武在北方组织力量抗击清兵，结果在中原完全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氏族，最后只在关中找到一个小家族，算是说明儒家道统依赖的组织力量已经比较虚弱（当然后来抗击拜上帝会的太平军的时候，湖南江西这里还是出现了地方组织力量）。而对明朝遗民来说，还经历了剃发易服的羞辱。这时候的士大夫提出了华夏之亡，不在国破，而在礼坏。那么在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影响下，更出现了亡国和亡天下的分别。国是政权架构，天下是文化秩序，如果礼乐制度和士大夫精神，都不在存在，天下就已经亡了。

当然后面在晚清民国时代，士大夫们遭遇到了最后的一记重拳，来自蛮夷的坚船利炮，直接把他们给轰成了粉末。而这时候的认为天下已亡的痛苦感，要远远超过了1279年和1644年。

但是在日本，明朝灭亡的1644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在江户时期的早期，日本儒学基本上就是朱子学说，其认可的中华是宋学中国，而不是现实中的明清中国，他们认为道统止于宋，元明清是政权延续，但是道统已衰。这时期的学者山鹿素行认为中国礼坏久矣，日本才是真正在行周礼之国。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则是疑汉唐、独尊宋、批明清。大概结论就是中华道统已终结，日本保存了其精神。

而在江户的中后期，更出现了宋亡而礼亡，夷狄主中国，文明移于东的理论。在这里1279年的崖山事件，就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变成了文明正统的转移点。后来到了明治时期，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因为要克服对西方文明学习的传统思想的抗拒，需要强调自身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背叛传统，所以强调日本是东亚礼义文明的正宗继承者。而在昭和时代，就更进一步，成为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帝国殖民体系的核心理论了。中国以及朝鲜被认为是文明衰败的无法自救的失败者，必须以日本为文明中心来拯救，成为代行主体。

无论如何这套理论，在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的很大一批青年学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一大批冲到日本取经的年轻学子中间，不少人还是真的信这个，从中间后来产生了一大批铁杆的汉奸。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参战，随后在中途岛和瓜岛战役中扭转了局面。这个时候，南京政府总裁汪精卫去东京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表达了对日本战败的忧虑，东条英机安慰他，即使日本战败了，中国也依然存在，东亚是不会亡的。

那么在战后的日本史学界，基本上否定了文明转移论的说法，认为这个只是江户儒学加上近代民族国家叙事的产物。不过在保守思想界和文化右翼里面，仍然可以看到这个论述。

而在今天的论述中，这些背景的资料还是需要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