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洗位奶奶终于为牺牲40年的丈夫领到烈士证#亲人##九州微评[超话]#

谢永宽革命烈士证明书（见配图）

爱人老家的一面墙上，端挂着一方用黑色木边玻璃镜框镶着的烈士证。烈士名叫谢永宽，是爱人奶奶尹桂荣的第一任丈夫、爷爷的亲哥哥，是几十年来家里后辈时时提说感念的父亲、大伯、大爷爷。
这方纸质的烈士证简洁朴素，似一本翻开的杂志大小。右边占4/5的地方是证书的主体内容，简要写着烈士姓名和彰表事迹。
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隽永郑重的行书字体写着：“谢永宽 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证书的颁发时间为1983年5月11日，并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印章，左边表格以小楷手书概要记录了烈士生平。

这张彰表烈士谢永宽短暂而勇毅一生的简朴证书，是他留给家人、留在世间唯一的信证。这张证书，使烈士谢永宽的慷慨赴义不仅存续在家人的怀想感念中，更成为抗日战争史上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有力见证。

李运昌将军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证书上的承德县牤牛窖村，是爱人的老家，也是大爷爷谢永宽当年生活、革命的地方。这是冀东北地区承德市下属区县里的一个山间村庄，乡民们常称之为“小牤牛叫”村。村子离县城十多公里，四面环山、树木葱茏，夏秋季节常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景象。就是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却是日军疯狂扫荡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重点区域。尤其是1942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这里实施了毫无人性的掠杀和残害。至今，家里和当地的许多老人还常回忆当年因“集家并村”被强行赶进“人圈”“部落”的屈辱经历，痛斥着曾经遭受非人对待的惨痛岁月。小牤牛窖村，正是这一带遭受日军残酷侵犯的村庄之一，也是我党我军建立冀热辽根据地的一个基层村庄。
在这样的家仇国恨和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大爷爷谢永宽愤然觉醒、投身抗日，并在党组织的感召和引领下，参加了革命。虽然家中的绝大多数后辈都无缘见到这位英勇果毅的大爷爷，但几十年中奶奶及同时代长辈们的刻骨记忆、一代又一代家人的不停讲述，让大爷爷的事迹和壮举成为每一个后辈熟知的家族史，使未曾谋面的烈士成为家里血脉相连的亲人。

1979年5月7日，奶奶尹桂荣为大爷爷补办烈士证，第一次以口述记录的形式向当地民政部门讲述了丈夫的经历：“1941年八路军开辟革命根据地，我丈夫谢永宽被选为八路军办事员。一次，我问他，你当啥干部？他说：‘不能告诉你，敌人两个嘴巴子就得把你打招了。’从那以后，八路军干部中辉（可能是钟辉）、付亚、路克、吴助理经常到我家去开会，商量事情。我在外面给他们洗衣服、袜子等。一次在我家开会，我军干部中辉给我丈夫一根红头绳说：‘你要保存好，有这个你是共产党员，以后再找政府。’从那以后，我丈夫就给八路军筹集粮食、鞋袜，整天跑在外面，不在家。”

牺牲前的大爷爷是当地的农会主任，是村民里的“能人”，做事认真、机智勇敢，很为我党干部所器重，逐渐成为当地抗日力量的核心人物，家里也成了八路军和抗日人士开会、休整的据点。据奶奶和同辈的老人们说，党组织经过长期观察，发现谢永宽为人正直坦荡又机敏，遇事冷静，是值得信赖的革命力量，决定发展他加入党组织。
烈士证上，明确记录着大爷爷谢永宽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41年11月，入党时间为1942年。除了补证记录里提到的八路军将士们，在奶奶印象里，经常和大爷爷一起开会、抗日的人当中，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李运昌将军。
李运昌是中国革命史上战功赫赫的抗日名将，他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包括今天的唐山、承德、北京北部等地在内的冀东北地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他发动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冀热辽革命根据地。

1937年，毛泽东主席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李运昌等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冀东地区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开展武装斗争”，于1939年领导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19个根据地之一，李运昌担任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牤牛窖村所在的热河、承德地区，正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区域。大爷爷谢永宽就在李运昌将军和他的战友们的直接感召和领导下，坚定走上了抗日革命道路，成为冀热辽根据地中基层抗日队伍中的一员。
保守秘密，宁死不屈奶奶回忆：“当时李运昌作为当地部队的最高指挥首长，经常出入我们家，我每当看到首长带着人马来到家里，就给大家做饭、缝补衣服，这都是常事。衣服太脏了，有时夜里给洗干净，冬天里用火给烘烤干，黎明前他们出发、不能耽误战士们穿戴，保证部队及时出发。”大爷爷谢永宽参加革命后，每天都在为党的事业奔波，筹集钱款、粮食、鞋袜，发展进步村民，传递重要情报。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充满了危险，并且很快成为敌人重点抓捕的目标。

日伪军急于得到大爷爷保管的抗日钱粮和党员名单，开始到处宣扬，谁要抓住谢永宽必有重赏。1942年的腊月，天寒地冻，同村的抗日人士陆续被抓，其中一人经不住严刑拷打，将大爷爷出卖。从那之后，风声越来越紧，大爷爷预感到自己处境的日益危险，着手做善后准备。有一天，大爷爷将他保存的抗日钱款和党费——一坛银元，放在一个背筐里，又拿了一只镐头，打算去山里找地方藏起来。奶奶问：“你要藏在哪儿，如果真被抓了，以后组织上也好去找。”却被大爷爷一口回绝了，并说了他常说的那句话：“不能告诉你，你一个女人家，敌人来了打你两个嘴巴，就招了。”
大爷爷没想到，正是这样“一个女人家”，在面对丈夫被捕遇害以及未来更长岁月里的种种打击和磨难，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敢、坚韧与顽强，她带着他的心愿与坚守，坚定而用力地、认真地生活着。
大爷爷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向山里去了。奶奶说，里面应该还有一份当地抗日人士或党员的名单，因为平常这些都是归大爷爷保管的。大爷爷很快被捕并被杀害，这笔钱款的去处成了难解之谜。几十年过去，也许，这份珍贵的革命遗产仍沉睡在小牤牛窖村的山洼里。

可以想见，在一名农妇的情感世界里，比起一坛银元的归宿，丈夫被抓捕和杀害的记忆，更令人刻骨铭心。
“一次，一个做小买卖的女人（此人是特务商德的老婆，吴金付给她5元钱雇的）突然出现在我家。这天我们家里做豆腐，这个女人问我们买哥渣（油炸的食品）吗？我说不买，然后她又问：‘我姑父在家吗’（指我丈夫）？我说：‘在家。’她转身就走了，大概回去后就报告了特务。因为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皮鞋响，紧接着是敲门声，这时就有敌人从窗口进屋了。”因为有预感，敌人来的前一天大爷爷在家人的催迫下躲到了其他村民家里。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年近40岁的谢永宽上有二老下有妻小，3个孩子，大女儿10岁，二女儿5岁，最小的是个不满月的男孩，刚24天。所以，即使战乱纷扰、家里贫苦残破，他也没在事关性命的时候，彻底抛下一家老小，躲进山里或更远的地方，自己逃命。
敌人找遍家里没有找到要抓捕的人，极为气恼，把家里的老人“打得不省人事”，又在全村搜查。村庄很小，几家住户鸡犬相闻，很快，他们就将大爷爷搜捕出来，并将他带回到自家房子前，在家人面前对他进行审问和拷打。敌人问：“谢永宽，你给八路军办过什么事？八路军干部在什么地方？你那些东西都藏在哪里了？”谢永宽对他们的问题仿佛没听见，一字未说，敌人更气了，就开始打他。见打得太厉害，旁边的村民就去劝大爷爷：“大哥，你不是还有一窑粮食吗？快说了吧，免得受罪。”大爷爷淡定地回答：“粮食不是我藏的，我忘记了。”“敌人看从我丈夫嘴里得不到什么东西，就把他带走了。带走时没有穿上衣，浑身打得血淋淋，脸上都是血。
”这一天，是1943年农历二月十一日。家人们没有想到这是与谢永宽的最后一面，年轻的奶奶更没有想到此别一年之后，竟阴阳永隔。

大爷爷谢永宽被抓走后关在位于承德市的日伪监狱，直到1944年4月被杀害，在里面受尽酷刑，至死没有说出那些抗日物资的去处，更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没有说出敌人想获取的半点信息。
大爷爷的坚毅和宁死不屈最终让敌人恼羞成怒，在用尽凌辱和酷刑之后，残忍地将他杀害。

被关押期间，奶奶曾托关系到监狱里探视大爷爷。遍体伤痕、浑身是血的谢永宽对妻子说：“咱们从小做一回夫妻，我死后你千万把我的尸骨起回去，这样你就对得起我了。”这简单的话语，道出了大爷爷对家人的牵挂，也表明了他视死如归的决心。奶奶在补证记录上再一次回顾了这个令人心碎的过程：大爷爷被捕的时候，只有28岁的她，带着3个幼小儿女，还得侍奉公婆和料理全家的所有事情。从大爷爷被捕到被杀害的几个月中，她又相继失去了5岁的小女儿和尚未满月的儿子。年轻的奶奶在承受着巨大痛苦和压力的时候，仍在遍寻关系试图营救丈夫，然而当找到关系、对方答应放人的时候，却突然收到丈夫已经被杀害的消息。
奶奶说，因为她答应大爷爷把他埋回家里，历尽万难，也要说到做到。
位于承德市的日伪监狱，从现在的导航显示，距离牤牛窖村是39公里，可在当年没有高速路和村间公路，山路一定是崎岖又艰难。
1944年的春天，牤牛窖村的山里开满白色杏花的时候，谢永宽烈士的遗孀、28岁的尹桂荣，带着10岁的大女儿谢文霞，跟着一位亲戚，拉着沉重的木排子车，从山沟里的村路出发，一步一步走到承德日伪监狱附近的乱葬岗，为曾经睿智灵活、高声大嗓、体阔身健的丈夫收尸。
走了将近一天，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已经被日伪军疯狂折磨、残害到面目全非、缺手少足的丈夫的残躯。“我丈夫尸体都零散了，少一只胳膊，只半截腿，五脏都没有了。”无法想象和体会那时奶奶的心境，面对如此残酷和痛彻的灾难打击，她该如何承受和面对。当年的奶奶，年轻的烈士遗孀尹桂荣，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平静和理性。她冷静地收拾了大爷爷的残躯，又同女儿和那位亲戚一起，拉上载着丈夫尸骨的车子，一步一步走回到山里的家。

奶奶后来说，他们拉着丈夫回家的路上，遇到一队急行军的八路军队伍，带队的正是大爷爷曾经的上级李运昌将军。李将军看到烈士牺牲的惨状极为惋惜和痛心，战火纷飞的危急时刻，他难以更多地表达感情，立时拿出一点钱款给这位悲痛到平静的孀妇。“当时李运昌给了我10元钱，（把丈夫）抬回后埋到西庙下。”西庙下，是爱人家在牤牛窖山里的祖坟。
自1944年大爷爷谢永宽被埋葬于此之后，80多年来，家里一辈一辈的后人们，每逢寒风彻骨的年末、春寒料峭的清明，都会来扫墓，会郑重地在大爷爷的墓碑前鞠躬致敬。

大爷爷谢永宽，不仅是令家族后辈们纪念怀想的亲人，更是抗日战争中千万牺牲者之一。他的牺牲，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付出的巨大牺牲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人。这骇人的数字里，包含着和谢永宽一样的烈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能在抗战史上留下熠熠闪光的名字，但他们用自己的刚强意志和鲜血生命，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真正含义。（《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