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肯·利文斯通当选伦敦市长，邀请我从莫斯科回到英国负责伦敦的经济政策。因此，我开始与中国进行实际接触。伦敦市长与中国高层官员举行会议时，我也在旁参与其中。为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决定在中国设立伦敦驻中国办事处，由我负责。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这个我慕名已久的国家！从那时起，我定期访问中国。
2009年，在肯·利文斯通不再担任伦敦市长后，我受邀来中国一所大学讲学。2013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在那里工作一直到现在。50多年前在我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我不仅研究中国，而且身在中国。
总而言之，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是间接达成的——从拜读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然后了解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光辉，再之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涉及的经济原理。
在中国工作后不久，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新理论新思想发表的第一时间开展研究。我一开始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是研究国际经济和经济理论问题的专家。正是这些使我与中国有了日益密切的接触。这条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然不同于中国人。但这是基于同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列主义并将其应用于本国，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一贯正确地坚持，任何国家都不应全盘照搬另一个国家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哪个国家都不能全盘照搬中国经验，但可以向中国学习。我最初和中国共产党接触是因为我认为中共的思想理论是正确的，中共应该取得伟大的实践成就。正如我所预料的，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共产党也的确做到了，而同期预测中国将会遭受失败的那些西方人则被事实打脸。
这意味着什么？诚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挥着独特而具体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也必然将会产生巨大的外溢影响，进而影响到国际社会。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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