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记载了在日本方面与汪精卫为建立南京新政府会谈的当口，汪精卫方会谈代表高宗武和陶希圣突然逃到香港，并且公布了日华的密约，在这本书的豆瓣相关页面，发现国内也出版了“高陶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陶希圣的儿子翻译的。也是颇有意思。这事让周佛海很愤怒，在日记中直言要杀了这两个畜生。高宗武的回忆录相比更有针对性，不像陶希圣的回忆录的从幼年写起，两本书《高宗武回忆录》《日本真相》都直接写与日方交涉的经过，尤其是代表汪精卫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密约，和最后自己选择逃跑香港的经过，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他对日方的评价，对照阅读。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也写了一本关于高陶事件的回忆录。

《今井武夫回忆录》的记载如下：
但是好事多磨，突然发生了意外事件:在这以前，一月初，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匆匆由上海奔赴香港，脱离了同志们。在一月二十二日他们突然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了作为日华两国缔结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试行方案，并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

高宗武和周佛海，都是从一开始就把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由于其言行过于脱离常规，因此,令人难以相信他的信念。自从去年五月，在他跟随汪兆铭到达上海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围绕着在南京建立和平政权问题，已经和周佛海的意见相矛盾，形成对立。本来高宗武自重光堂会谈时就一贯主张在日本军队占领地区以外建立新政府这一理想的方案，他坚持这个方案的理由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不过由于当时的形势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因此，中国方面的同志对他也就敬而远之，在决定重要政策时疏远了他。

高和同志间的思想日趋缺乏沟通，在同志间也失去了威信，尤其对于在新政权中给他安排的职务也流露出不满，对和平运动丧失了热情。因此他的逃走并不值得令人惊异，然而陶希圣的逃走，从其真挚的人品看来就令人感到有些意外，这自然对同志们的精神上的影响也就较大。特别是他们两人的行动不仅止于单纯的脱离，而且把至今严格保密的密约向报界发表了，这一行动被同志们看做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行为，引起了同志们的激愤。据传他们两人后来被召请到重庆，似乎做了详细的报告。

陶希圣逃跑的理由估计也与高宗武的情况大同小异，他到达香港后，于二月二十六日给我寄来一封信，根据信的内容看来，他是对汪派内部的同志明显地感到失望之余，才与之断绝关系的，并非真正放弃了对日华和平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