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劳伦斯其实是非常重量级的作家，其实力和创造力完全可以与海明威这样级别的作家相提并论。海明威出版《我们的时代》时，还是籍籍无名的青年作者，但劳伦斯敏锐地发现这本貌似短篇小说集的书，其实更像是一种新型的长篇小说，并给予了高度肯定。相对于海明威来说，劳伦斯在世时及身后的声誉经历了是非常剧烈的起伏，主要源于他作品中对性、心理和阶级关系毫不妥协的直白描写，导致了长期的审查、诉讼和争议。

哈罗德·布鲁姆在《雷蒙德·卡佛》里曾谈及卡佛与劳伦斯：“卡佛的《大教堂》是我最喜爱的故事，但是它仍然使有充分意识的读者感到某些困惑，因为这篇小说和D.H．劳伦斯动人的短篇小说《盲人》有着令人费解的关系。很难说卡佛不晓得《大教堂》得益于《盲人》的影响有多少，但是文学影响就像个迷宫，优秀作家可以训练得非常出色地抑制自己，或者是下意识地特意忘却。基思·库什曼第一个注意到卡佛受到的影响，库什曼风趣地称之为‘盲目的互文性’。”随后他对照引用了卡佛和劳伦斯的两段描写，“……这样的描写是卡佛难以企及的，而那时的劳伦斯正处于他短篇小说的创作高峰，完全比得上屠格涅夫、契诃夫、乔伊斯、伊萨克·巴别尔和海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