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登顶计划# 重建医患信任

作者：成都下水道

毕业那年，我们一群青涩的医学生，在同济医科大学的大礼堂，齐声朗诵《希波克拉底誓言》。最后那句：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予我最严厉的惩罚。那一刻，我以为手握的是一把无坚不摧的手术刀，刀柄上刻着仁心与信任。

经过了漫长的行医生涯，越来越老的父亲，在每次通话尾声的叮嘱，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沉甸甸的四个字：注意安全。

从天地共殛的庄重誓言，到注意安全的无奈叮嘱，这条路上，究竟是什么被冰封了？

我曾遇到两位患者，他们像镜子的两面，照出了医患关系的全部可能。

一面是光明。二十年前，一位86岁患有严重冠心病的老教授，坚决拒绝在腰间挂上尿袋了却余生。他领着三个子女，与我签下一纸生死契约：无论手术结果如何，家人不得寻衅。手术中我临时更改方案，他最终有尊严地走完了最后三年。丧事毕，他的子女遵其遗嘱，送来一瓶珍藏二十年的五粮液。那瓶酒，我至今未开，它是一面水晶，映照出以性命相托、以理解相报的古道热肠。

另一面是深渊。十六年前，一位肾结石术后感染反复发作的女性，因后续处置的棘手，最终让我付出了数额不菲的赔偿。后来陆续遇到不同患者的威胁，让我握手术刀的手开始迟疑，迷茫之中，我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已经拆了的酒吧，举办一场不存在的演出，唱一首从未被写出的歌，纪念一个死了心的人。

这两个故事，无关医术高低，只关乎信任的宝贵。当信任坚如磐石，风险共担便是佳话；当信任薄如蝉翼，任何风浪都是灾难的序曲。

做医生，如今最难的是啥？

研究数据很冰冷：近三成的医患冲突，直接源于漫长的等待和患者感知中的医生敷衍。而更深层的调查指出，高达80%的医疗纠纷，根源在于沟通不到位，而非技术失误。这成了我们日常的悖论与困境，医生被海量的患者推着走，为了效率必须牺牲效力。我们成了流水线上的工匠，处理着名为疾病的产品，却渐渐遗忘了产品背后那个恐惧、疼痛、渴望被倾听的人。

于是，医患之间出现了可悲的理解鸿沟。医生说“好的，晓得了”，是想抓住关键信息，患者听来却是敷衍。当沟通的桥梁坍塌，猜忌的迷雾便升腾而起。一项2025年的心理学研究精准地描绘了这种心态：部分患者会不自觉地陷入“外群体贬损效应”，将医生群体视为潜在的施害者，而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这种对立框架一旦形成，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对抗。

更令人心惊的是，有时这种不信任，会指向最极端的方向，伤医。

引发全民关注的宁波小洛熙事件，也算是一个残酷的样本。

一个5月龄婴儿的离世，将术前沟通的风险评估不足、术中告知不及时等问题，以最惨烈的方式暴露于公众视野。官方调查确认了这些过失，但信任的崩塌，已在亿万次转发和愤怒的评论中完成。它像一把冰锥，刺穿了所有关于“入门级手术”、“几乎没有风险”的轻松承诺，留下一个无法缝合的信任创口。

实话实说，患儿家属披露的SJ报告不完整，甚至有些断章取义，网友无脑跟风，爆发了我印象之中有史以来最大的中国医疗事故舆情。不过，患儿家属的丧子之痛，有些过激情绪可以理解。

零星的SJ报告提示：医院的管理不善、盲目的手术决策、主刀医生技艺不精、事后病历造假以及集体包庇，一步错步步错的恶性循环，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我的观点不会改变：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其实，将一切归咎于医生个体的冷漠、技艺不精或患者群体的刁难，是浅薄而粗暴的，我们共同被困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

这是医疗资源旱涝不均的困局，大医院的门诊如春运火车站，医生半天看50个患者是常态，聆听成了一种奢侈。而基层医疗机构，又面临技术支持不足和门可罗雀的窘境。

也是风险认知天差地别的困局， 医学不是神学，它是一门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灵枢经》里“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的告诫，说的是医术之精微，也暗含了风险之莫测。但患者支付了费用，便期待一场手到病除的完美。当结果不如预期，高达75%的患者容易将原因归咎于医院和医生。医生驾驶的是一叶需要随机应变的小木舟，而很多患者期待登上的，却是一艘标明无误航线的豪华游轮。

更是信任机制雪上加霜的困局，当纠纷发生，正规解决途径有时显得漫长而晦涩。于是，一些令人扼腕的恶性事件，便成了绝望之下的错误宣泄。就像前不久湖南祁阳发生的“手术钻头断裂遗留体内”且院方未及时告知的事件，则从另一端侵蚀着信任的基石。它不仅关乎技术失误，更关乎基本的职业操守和尊重。这类事件经过传播，会异化成笼罩在整个行业上空的乌云，让所有白衣都被投上怀疑的阴影。

破冰之旅，绝非一日之功，但它必须始于观念的转变：我们不是对手，而是被疾病这个共同敌人逼迫到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首先，医院与系统需要赋能而非施压。 能否改革评价体系，让医生的价值不只体现在看了多少患者、做了多少手术，更体现在沟通是否充分、决策是否共情？能否真正强化第三方调解机制，让它在纠纷萌芽时便及时、公正地介入，成为可靠的安全阀？权威的医疗事故鉴定和通畅的法律途径，才是定纷止争的最终依靠。

其次，医生需要重拾翻译的能力。 我们精通器官、细胞、分子的语言，却常常忘记如何说人话。将晦涩的疾病诊疗用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或许只需多花几分钟。这几分钟，烧不热冰冷的制度，却能够温暖一颗恐慌的心。林清玄说柔软心是莲花，这朵莲花，需要在每一次耐心的倾听和通俗的解释中浇灌。

最后，公众需要建立理性的预期。 医学有它的疆界，医生也不是神。在获取健康知识的同时，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疾病本身的不确定性，或许能为自己避免许多想象出来的伤害。同时，在纠纷发生时，尝试相信法律与专业鉴定程序，让子弹飞一会，而不是第一时间陷入情绪的对立。

我们毕业时朗诵的誓言，核心并非祈求神明的荣光，而是那句朴素的为患者谋利益。这份利益，今天看来，不仅是一台成功的手术、一剂有效的药方，更是一次充分的沟通、一份并肩作战的信任。

誓言未冷，心墙可拆。这条路，道阻且长。但只要我们还记得宣誓时胸腔的共振，只要我们仍愿意在疲惫的诊疗中，对每一个患者多解释一句多看上一眼。

因为，你有一双眼睛，我有一双眼睛，我们本该看向同一个方向，那是生命本身，而非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