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教授半个月前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痛批了经济学研究现状。他认为，许多经济学研究，重技术和方法，而轻现实与政策。按陆老师的说法，属于“屎上雕花”。

如果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问题，那么首先需要思考问题的成因。毋庸讳言，大部分经济学者做研究是为了发表以及与发表挂钩的回报。因此，能不能发表、发多好的期刊就成为引导经济学者做什么研究、怎么做研究的核心指挥棒。

看起来，学术期刊及其审稿人对论文的评价标准是导致上述问题的直接原因。

首先，期刊及审稿人对数据和方法的要求非常严格，这没什么错。但相应的代价是束缚了经济学选题。有些话题重要，但缺乏数据或完善的方法，以发表为导向时，研究的人自然少。

因此，在话题的重要性与技术的完善性之间，期刊和审稿人应改进其权衡机制。

但我不认为对数据和方法的严格要求使研究者只能“屎上雕花”。大量话题，既有现实与政策的重要价值，又有以比较完善的技术形态呈现出来的潜力。这类研究话题仍可能被舍弃，我认为又有两个原因。

其一，这类话题可能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首先，研究者需要深入了解现实和政策；其次，与情势最新发展联结的话题，若无现成数据可用，研究者还得自行收集素材。

研究者或许只想混日子，不想这么累。即便是认真的研究者，在巨大考核压力下，往往不得不选择短平快的题目，先活下来再说。

这里既有博士生、教师、科研人员等群体的选拔、培养和考核机制问题，也有公共部门以各种理由限制公共政策信息和数据可得性以至于增加研究成本的问题。

其二，既接地气，又有完善技术形态的研究，一定能发表吗？这些年来，经济学期刊上充斥着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论文，话题与政策密切关联，数据和方法至少在形式上有模有样，但为何仍让读者审美疲劳？无非是千篇一律的政策好、政策妙、政策呱呱叫。

从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到绿色发展对企业和就业的压力，再到17、18年以来各方各面限制性政策带来的负面后果，又有多少研究能发表出来？又有哪些（国内的）期刊敢发表出来？

陆老师在发言时怀念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学论文——“只用几个加减乘除，却能提出极具思想穿透力观点的文章”。

现在，套在研究人员和学术期刊脑袋上的紧箍咒，和八九十年代相比，又如何呢？

当然，陆老师在我看来是知行合一的研究者。他在发言中提到“今天中国大量经济问题本身就是政策扭曲造成的，但模型里没有政策，推出来的结论往往却是：要加强监管。最后就出现一种荒谬局面——用更强的管制，去解决由管制造成的问题”。

陆老师的研究，特别是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都在持续呼吁放松或取消人口流动限制。这在充斥着大量不拿人当人看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是难得的一抹亮色。

然而，不是所有的经济学领域和话题，在纠正政策错误时，都能在研究尺度上拿捏得恰到好处。

陆老师在发言中说，“学术应该百花齐放”。现在的问题，既有研究者的态度、能力、考核体系的原因，也有期刊和审稿人的品味、眼界、工作流程的原因。

但归根结底，不论研究者，还是期刊，都在顶层制度下进行为数不多的选择——这些制度既限制了研究话题，也限制了研究素材。

如果百花不能齐放，批评花的时候，别忘了土壤。相比于溜须拍马，屎上雕花或许不是最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