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一位基层中医，开方不拘一格，用“毒药”帮助了很多心脑病人
基层好医生
河北省保定市 边宁 文图/成辰
“附子，60克，先煎。”
在河北保定的一家医馆内，这不是中医边宁今天开出的第一张方子，但若是让其他中医同行看见，仍不免要多看两眼。

在现行药典和常规教学里，附子这味药因其含有乌头碱，用量有着严格限制，通常3至9克，超过一定剂量需要医师双签字甚至特殊说明。但在边宁的一些方剂里，60克只是起步，更高的剂量，都可能赫然在列。

这种对药量异于常规的把握，并非鲁莽的冒险，而是根植于一段长达四十余年的、从辨认草药开始的漫长铺垫。

边宁的医学之路始于父亲的诊所。确切地说，始于诊所里那些比他个子还高的深褐色药柜。“那会儿我可能就七岁，”边宁回忆，“刚开始父亲就教我认药，即使到现在你说个名儿，我把眼睛蒙住都能拉开抽屉给你抓出来。”七岁的孩子帮人抓药，迎来的往往是病人的不信任，“人家觉得小孩儿胡闹，但抓了几次，都不错。”这份幼年训练出的、近乎本能的药材辨识力，是他接触到的第一层中医基本功。

针灸的启蒙同样直接。父亲给母亲或姐姐施针时，会把他叫到跟前。“我父亲说，‘你扎呀？’我却拿着银针发抖”。最终好奇心战胜了胆怯，从最初照着父亲指的穴位小心翼翼地下针，到后来“长针短针都敢下手”，这个过程没有理论铺垫，全是手把手地教与练，得气之后那种奇妙的成就感，比任何说教都更扎实。

真正将“中医”二字从手艺升华为信念的，是一次目睹。一位从北京大医院被“抬回来”的病人，躺在门板上气息微弱。父亲诊脉、开方，两副药后，病人能喝进米汤了。边宁当时年纪不大，但那个场景烙印极深：“抬着进来，慢慢能走了，最后回去上班了。那老爷子后来活到八十多。”生与死、绝望与希望之间的那道门槛，似乎被几包草药、几根银针轻轻撬开了一道缝。

十七岁，边宁进入卫校，后来又在河北医科大学系统学习中医。学院教育让他早年零散的经验有了理论的骨架。“一开始看《伤寒论》，看不懂，”他实话实说，“慢慢来，加上我父亲有时候点拨一句，就通了。”他的知识结构很特殊：底层是家传的、充满手感与直觉的经验，上层是学院的、体系化的理论。这让他既能理解教科书上的规范，也深知在某些时刻，规范需要为更复杂的现实让路。

这种“让路”，在他处理危重病例时尤为明显。他提起一位女病人，清远人，近六十岁，被儿子背着进来。“心率只有27次，还有早搏。北京医院说要做起搏器，但成功率可能就百分之二十，让家属签病危通知。”儿子没了主意，经人介绍辗转找到他。边宁诊脉后，判断是心阳衰微到了极致。“附子，60克起步，后来用到100克以上。”他清楚这其中的风险，也明白常规的禁忌，但更相信自己的辨证。“吃了七天药，第二次来，能搀着走了。第三次，自己走进来。”几个月后，这位曾被下达病危通知的病人，竟能下地浇灌三亩农田。复查时心率恢复近常。

类似的病例不止一个。另一位四十多岁、心血管堵塞超过80%的患者，医院建议支架。边宁用中药为其调理三个月后，症状消失，复查显示堵塞降至50%以下，已无需手术。“药量很关键，”他总结道，“同一个方子，量不同，效果天地之别。这叫‘传方不传量’。”他用药的“大胆”，背后是对病人体质、病势深浅、药物煎服法及可能反应的全盘精细考量，是一种凝练的“心细”。

除了心脑血管重症，面对癌症，他有另一种务实的中医智慧。他不总追求“消灭”，而常着眼于“共存”。“带瘤生存，”他提到这个概念，“瘤子在那儿，但只要它不长大，人不难受，能正常吃喝拉撒睡，就是一种胜利。”他曾接诊一位家境极其困难的早期肺癌老人，无法承担手术化疗费用。边宁开出一味极便宜的单方草药，告诉对方去哪儿能买到，二十块钱一大包。“就这一味，让他每天喝。后来症状控制得挺好。”他没有把这件事描绘成奇迹，只说：“有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有没钱的办法。总不能看着不管。”

这种朴素的仁慈，渗透在许多细节里：对于特别贫困或行动不便的老人，他常上门出诊；针灸治疗，有时只收个针具成本，让患者心安；开的药方，他总下意识地掂量价格，“一副药合一天二三十块钱，尽量别给人家添大负担。”

边宁诊室后面有一间小书房，堆满了医书。许多书已经泛黄破损，有些是父亲甚至祖辈传下来的手抄本。边宁的父亲今年九十岁了，依然每天上午要求来诊所坐一会儿，翻翻书。“不让他来还不高兴，说‘我还有价值’。”边宁说起父亲，神情温和。

这种“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的姿态，无声地诠释着“传承”二字的重量。如今，边宁自己也带学生，教孩子，他相信，中医的生命力就在这种手眼相传的实践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