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三的大饥荒记录

王民三，1925年生，1938年在河南参加抗日征粮，再后南下至江西再西进到贵州，途中也在为部队征粮。1956年后，担任贵州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然后从更名为贵州省粮食局的局长岗位上离任，再到省人大，任常委、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岗位至1994年离休，而离休后，却还在为粮食等许多问题进行调研和思考。

王民三的记录被称为“中国粮政第一日记”

王民三有一个多年的习惯，会把工作中的情况及见闻，留在日记中，写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日记，就是一个省粮食主管部门负责人对当时的头等大事粮食问题的记录。2010年3月，他将这部分日记中的一部分，汇编成册，取名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日记》（摘录），从1959年1月1日起一直摘到1961年12月25日止，立即广受圈内人士关注。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1958年大跃进中，贵州高估产高征粮，有的地方刚秋收，就缺粮，定下的是征购36亿斤的任务，实际到年底才完成25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的虚假，而且再也没有征粮进度了。1959年1月初，在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大家最大的顾虑是怕出现更大的粮荒。会上，还就1957年在本省兴义因缺粮而死人的事做了深刻检讨。

面对这种情况，1959年上半年，省里对中央要在贵州调2亿斤粮食，先是抵制的，并批评粮食厅向粮食部反映情况不力，后顶不住压力，就让反瞒产，组织粮食往上调。到了下半年，国家粮食继续紧张。1959年12月19日，王民三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召开紧急电话会，一位领导在会上严肃地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指令贵州紧急调粮1亿斤。

一方面自顾不暇，一方面还要上调粮食，贵州的大饥荒，就这样发生了。

王民三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下乡调研，对农村缺粮的情况有深切了解，1959年初，当时省里的主政者，针对各地粮食越报越少的情况说，1958年贵州粮食产量有180亿斤，不能再往下滑了。王民三在日记中说，“能有120亿斤就谢天谢地了，估计那么高，左算右算就是找不到粮食的去向。”

当时，刮的是共产风，粮食要集中起来办食堂。而粮食本来就不多，不够吃，就吃代粮物。代粮物有蕨根、红籽、青冈子、可供食用的树叶等，1961年2月2日，他在日记中说，据统计，全省食堂采集的代粮物有10亿斤。在另外的日记中说到的充饥之物，还有谷壳、菜籽饼以及瓜菜代等。

王民三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下乡就进食堂吃饭，以了解实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一处食堂，吃的是碾碎的高粱老壳，实在难以下咽，虽然另配了一块红薯，农民们还是铛铛敲碗，表示不满。老支书看不下去，还设法给他找了几个核桃吃。

他的日记，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关于粮食问题的种种考虑和摩擦，从最高领导人到省、地、县领导人关于粮食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他的或肯定或反对或质疑的点评。留下了对上面罔顾实情决策的抗争，留下了“民以食为天”的沉甸甸的思考，留下了他参与粮食决策问题时“为民请命”的种种遭遇。

浮肿、死亡、人相食、面对遍野饥馑，成百上千上万不断曝出的死亡数字，不由他不在日记中使用“危急！危急！”这样的字眼。而在城里，由于缺粮，居民定量太低，也常发生饿急的人抢粮、抢饭的事。他力主减少和停调贵州的粮食，频繁奔波于省内各地，既设法施救，调剂粮食供给，传递可用代粮物和瓜菜代充饥的信息，却又苦于杯水车薪，办法不多，痛心疾首。常因见到死人的惨景掉泪，甚至夜不能寐。

在他的笔下，出现的贵州有姓有名的各层领导，其实没有不知道情况严重的，却又各有表现。有顶不住压力，或要向上面讨好，往下施压要粮的，有坚持要爱民护民的，有将父母饿死的孤儿集中起来收养的。干部也成批地因饥饿和营养不良出现浮肿。

省里甚至把厅局长一级发生浮肿的领导，临时集中起来住院。王民三一家6口，4人浮肿。厅里有50多人浮肿，他本人因中度浮肿，也被收进医院，又因重任在肩，很快又投入了工作。

中国饥荒研究学者帅好，多次访问王民三，在著文中，将王民三在这一时期的日记，称为“中国第一粮政日记”，是有道理的。以他这样的管粮者的政要身份，将亲见亲力亲为，百般焦虑的心路历程，用日记记下来，至今未见还有他人。他在汇编成册的日记前言中说，他将日记整理出来，是要尽一点过来人的历史责任，同时也表达对这一时期贵州百万农民因饥饿而死亡的深切悼念。

王民三的记录，具有还原当时情态的性质，比之一般的史料，更为难得，弥足珍贵。我猜想，无论中外的学者，要研究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凡知有这部“第一粮政日记”的，都会将其纳入研究对象。#历史上的浪花##微博兴趣创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