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征期届满后股权转让未缴个税的责任认定与法律适用——以温某祥涉税案为切入点（下篇）
三、案例带来的多主体实践启示，合规路径与执法规范
温某祥案的处理结果，不仅清晰阐释了追征期制度的适用规则，更为股权转让交易中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中介机构等多主体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引，对推动股权转让个税征管的规范化、法治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一）对纳税人：强化合规意识，精准把握权利边界。对股权转让交易中的纳税人而言，温某祥案的核心启示在于实现“主动合规”与“精准维权”的有机统一。
一是明确纳税义务边界，规避因认知偏差引发的涉税风险。纳税人应充分认知股权转让属个人所得税应税范围，无论交易是否产生收益、转让价格是否公允，均需在法定申报期限内完成纳税申报。实践中，部分纳税人存在“未全额收取转让款无需申报”“亲属间股权转让无需缴税”等认知误区，最终导致未申报行为的发生。建议纳税人在开展股权转让交易前，主动向税务机关咨询纳税义务相关事项，或委托专业中介机构提供合规辅导，确保对纳税义务、申报期限、计税依据等核心要素的认知符合法律规定。二是规范交易凭证留存，为责任认定提供证据支撑。如前文所述，“主观故意”的认定是区分一般性未申报与偷税的核心标准，而交易凭证是佐证是否存在主观故意的关键证据。纳税人应完整留存股权转让合同、股权取得成本凭证、资金流水记录、股权变更登记文件等相关资料；若存在合理交易背景（如低价转让给近亲属、因企业经营困难折价转让等），还应留存亲属关系证明、企业财务报表等佐证材料。在温某祥案中，若其无法提供相关交易凭证，税务机关可能因无法排除主观故意而将其行为认定为偷税，进而启动无限期追征程序。三是精准核查追征期状态，依法主张合法权利。若纳税人存在历史未申报的股权转让行为，可结合本文所述追征期计算规则，主动核查追征期是否届满。具体核查要点包括：明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界定法定申报期限届满次日（追征期起算日）、判断是否符合“特殊情况”（少缴税款累计是否超过10万元）、核算追征期是否届满。若追征期已届满且无主观故意情形，纳税人可在税务机关核查过程中依法主张免除税款追征责任；若税务机关对已过追征期的税款仍予以追缴，纳税人可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救济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对税务机关：精准适用法律，规范执法程序
对税务机关而言，温某祥案的启示在于实现“严格执法”与“精准裁量”的有机结合，具体应把握以下三项核心要求。一是细化主观故意认定标准，规避机械执法。税务机关在处理股权转让未申报案件时，应摒弃“未申报即偷税”的简单化认知，构建多维度主观故意认定体系。具体而言，应重点核查纳税人是否存在隐匿交易事实、虚构交易成本、拒绝配合核查等行为；对因纳税意识薄弱、政策理解偏差导致的未申报行为，应认定为一般性未申报，适用追征期规定；对存在明显欺骗、隐瞒行为的，应认定为偷税，启动无限期追征程序。同时，税务机关应将主观故意的认定过程、证据依据详细载入稽查案卷，确保责任认定的可追溯性。二是精准计算追征期，保障执法合法性。追征期的计算涉及多个时间节点的界定，税务机关应严格依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67号公告》等相关规定，精准确定追征期的起算日、届满日，准确判断是否符合“特殊情况”。在温某祥案中，税务机关按5年追征期计算，既符合《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又充分考量股权转让个税征管的复杂性，体现执法的合理性。此外，税务机关应在稽查文书中明确载明追征期的计算过程，向纳税人充分释明执法依据，规避因追征期计算错误引发执法争议。三是规范争议解决机制，平衡各方利益。实践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围绕追征期适用、主观故意认定等问题的争议时有发生。税务机关应建立健全争议沟通机制，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充分听取纳税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对纳税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全面核查；对争议较大的案件，可引入专家论证、第三方评估等机制，提升责任认定的科学性。同时，税务机关应畅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渠道，保障纳税人的法定救济权利，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公正。
（三）对中介机构应强化专业赋能，助力合规征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作为股权转让交易的参与者与合规辅导主体，在防范涉税风险、推动精准征管中发挥重要作用。结合温某祥案，中介机构应重点落实以下工作：一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精准解读税收政策。中介机构应深入研究《税收征管法》《67号公告》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准确把握追征期制度、主观故意认定、计税依据计算等核心规则，为纳税人提供精准合规辅导；二是规范服务流程，强化证据留存意识。在为股权转让交易提供服务时，中介机构应协助纳税人梳理交易流程，核查交易凭证的完整性、真实性，对潜在涉税风险及时提示，并留存相关服务记录，为后续责任认定提供参考；三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争议化解。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涉税争议时，中介机构可依托专业优势，协助纳税人整理证据材料、提出合法抗辩意见，同时与税务机关保持有效沟通，推动争议高效化解，实现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权利的平衡。
四、结语
追征期制度作为税收征管体系中的重要时效制度，其核心法治价值在于实现“国家税收利益保护”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动态平衡。从国家层面而言，追征期制度督促税务机关及时履行征管职责，提升税收征管效率，规避因征管拖延导致的税款流失；从纳税人层面而言，追征期制度为纳税人财产状态提供稳定预期，防止因税收责任长期不确定影响其生产经营与财富规划。温某祥案的处理过程与结果，正是这一法治价值的生动诠释——税务机关对已过追征期的税款不予追征，彰显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对未过追征期的税款依法追缴，维护国家税收利益。
展望税收征管实践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如金税工程四期的全面上线），股权转让交易的全流程监管将更加精准、高效，税务机关发现未申报行为的能力显著提升，追征期制度的适用场景亦将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纳税人应进一步强化合规意识，主动适配数字化征管要求，规范交易流程、完整留存凭证，从源头上防范涉税风险；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应依托数字化监管工具，精准识别股权转让中的异常交易行为，同时持续细化追征期适用、主观故意认定等规则的操作指引，提升执法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此外，立法部门可结合征管实践中的争议问题，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追征期制度的适用边界，消解实践中的执法分歧与司法争议。
综上，已过追征期的股权转让未缴所得税责任认定，是税收法治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唯有纳税人主动合规、税务机关精准执法、中介机构专业赋能、立法部门完善规则，方能充分发挥追征期制度的法治价值，推动股权转让个税征管工作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权利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