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录中，“大德意志”师老兵盖伊·萨杰描绘了他在皮劳港所见难民的凄惨景象。1945年3月，在等待转运期间，这位曾参加过东线多场血腥激战的士兵，被眼前孩子们那令人心碎的处境深深震撼：
“很多孩子走失了。当他们喊累了，再也叫不动母亲时，便彻底崩溃，放声痛哭，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无法安慰他们。
这些都是最年幼的孩子，他们的年纪小到根本无法理解任何解释。那些满是泪水的小小脸庞，泪水刚一流下便立刻被冻住，这一切至今仍是我对那个年代最悲惨也最令人心痛的记忆之一。”
像这样的悲剧故事比比皆是。1945年1月至4月间，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滞留在皮劳，等待撤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战后初期，德军指挥官、德国平民以及学者都普遍将德国东部民众的苦难归咎于纳粹党组织拙劣的撤离与管理，这种看法此后长期流传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与事件发生处于同一时代的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德军自身在东普鲁士所作决策中所产生的影响 —— 东线是一所“暴力的学校”，而这所学校所灌输的经验，从上至下深刻地塑造了德军官兵对本国民众的撤离问题的看法。
德军甚至提供了明确的材料，总结了可以从敌人身上学到什么。例如，有一份名为《苏联成功保卫列宁格勒的措施》的小册子，在摒弃所有种族偏见的前提下，作者指出：在列宁格勒围城之前及围城期间，“撤离是毫不留情地执行的，只有符合防御需要的人才被允许留在城内”。这本小册子还提到，许多父母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疏散到了哪里，这进一步加剧了混乱，但这种情况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内容不仅表明，军方有意在撤离行动中主动介入，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出平民的福祉并非优先事项。因此，本章旨在重新强调德军在东普鲁士撤离组织中的主导作用。通过重建不同参与者的动机，以及他们所处的行动环境，本章将表明，自1944年年中德军进入东普鲁士起，平民撤离就已被完全置于德军的军事需求之下。